「浪費時間是所有罪中第一大罪和最重罪」(Wasting time is the first and most serious of all sins)。既然人類的職責在於確認自己受揀選的地位，他的壽命又如此短暫，因此不應將時間浪費在追求財富上。 Baxter認為不間斷的靈性和身體勞動，才是最優先和最重要。他認為這就是人生命的目的。即使是富有的人，也不應該滿足擁有的財富，應該工作，因為這是 神的誡命。對於勞動和職業成為新教主義的苦行功夫，我們在此暫且不論，下個章節再處理。此處應強調 神要求理性勞動和專門職業。 當財富看來受到譴責，事實上，要視個人如何使用財富而定。即，如果人使用財富是為了怠惰和有罪的享樂，那就是邪惡；然而，如果財富是專業工作的果實，並且未導向罪惡生活，那就是有用和必須。事實上，新教主義的苦行強調，一個人若想貧窮，那他等於是有病，因為貧窮無法奉獻於榮耀 神。 我們似乎正在談論一種特別的苦行，考量到當時統治者的冷漠和怠惰，以及暴發戶對財富的炫耀，兩者都被認為是邪惡的。特定的限制下，允許獲取財富，即，當財富是個人職業的果實，以及當財富並沒有變成罪惡的享樂生命和怠惰。 現在我們能分辨清教徒倫理和猶太觀點的關連，根據猶太觀點，擁有財富被認為是 神對受揀選之人慈愛和親切的表示。因此，如同韋伯描述的，某些作家認為清教徒倫理是完全合理的(特別在英國，例如「英國猶太人」)。的確，當猶太人支持具有冒險精神的資本主義時，「清教徒主義使理性主義都市計劃和理性化勞動力組織成真」。 所有上述觀點都表明資本主義依賴新教倫理。
如果有人能整合新教主義各方面的觀點，他將明瞭新教苦行主義深深影響資本主義精神。 清教徒反對娛樂和生活的自然樂趣。我們知道英國的封建和君主權力保護喜愛娛樂的人，免於「中產階級和隱密苦行的高漲道德，兩者結合以對抗當權者」。清教徒反對娛樂，並非因為它廢除在星期日休息的規定，而是因為清教徒認為娛樂是人對於勞動和職業責任的故意偏離。即使運動，也只在有益於工作生產量時，才是好的。 清教徒，並沒有棄絕文明，畢竟他們的領導者曾深深浸潤於文藝復興時期的教育。但是當文明的商品財貨，不具備任何宗教價值時，他們會採取批判和敵意的立場。他們恨惡戲劇，裝潢，和盛裝打扮。不論何時，當他們容忍特定形式的娛樂，那娛樂一定是廉價的。因為他們擁有的財富是 神的贈禮；人則是這財富的管家和管理人，因此人有責任向 神解釋他如何經營這筆錢。因此，清教徒擁有的財產，是 神委託給人的，因此人有職責適當地運用。一個人擁有的財產愈多，要對 神負的責任也愈大。
當然，如同韋伯指出，清教徒的道德觀充滿差異。它認為財富是 神親愛的表示，但同時又反對驕傲和奢侈，因為它們誘惑人擁有物質商品。明顯地，John Wesley是如何強調，凡是財富增長之處，就是信仰削弱之處，因為財富的增長會引來驕傲，偏情，和對短暫事物的愛好。然而，John Wesley的文本也包含一些事實，足以證明新教倫理促進資本主義的增長。 財富是勞動和儉約的結果。「信仰必然導向勤勉和儉約，而這必定能創造財富」，勤勉和簡約是衛理公會信徒的特徵。「衛理公會信徒不論在何處都勤勉和儉約；因此，他們財產日增」。他們的用意不在於制止人們儉約。「我們應該鼓勵所有的基督徒儘可能的獲取財富，並且儘可能的儲存財富；換句話說，成為真正地富有」。 我們應注意此處資本主義精神的標記：工作和效率，有效地利用因此產生的財貨，並儲存這些財貨，也就是說，累積資本。它也強調人們應該儘可能地給予他人「如此他們才能增長他們蒙恩的狀態，並且儲存財寶在天上」。
韋伯也在其他地方發現，清教徒苦行主義促進資本主義：清教徒苦行主義使勤勉的工人們能安心勞動，因為這是 神意欲的；它提供保證，因為財獲分配不平均，是神聖天意的實現，因為在 神的旨意中同時存在富有和貧窮；它真切地保證支領微薄薪資並忠實工作為 神喜悅；當然，職業是 神賜與人的工作，保證一個人的蒙恩地位。新教如此的觀點「將雇主的事業活動詮釋為一種職業」。事實上，它強調17世紀荷蘭的經濟活動，應歸功於喀爾文教派和浸信會教派認為「工作和勤勞是對 神的職責」。 現代資本主義精神最明顯的標記是「理性生活方式，立基於職業觀念」。這正是源於「基督徒苦行主義精神」。
當然，此處必須提及，韋伯心中的基督徒苦行主義，亦即在西方發展，並受聖奧古斯定命定論影響的苦行主義，和真正的、正教會經驗的基督徒苦行主義，毫無關係。清教徒苦行主義，立基於個人，立基於勞動和職業的關聯，立基於財富累積，並認為這是 神的祝福，如此的觀點既矛盾，也是許多問題的來源。
d) 職業責任
先前提到，新教意識到職業責任(認為這是 神的誡命)，並使勞動和職業相關聯(對人類來說，它本身即是目的)，這都組成資本主義精神發展和成長的基礎。我們必須儘可能簡要呈現韋伯的觀點，畢竟不可能在有限篇幅中完全呈現。 在將要查考的書中，韋伯以一整章來研究新教主義對於職業的觀點，這些觀點形塑現今的「資本主義精神」。標題為「本書的研究任務：路德的職業概念」。 一開始韋伯強調職業(profession)這個詞，和英文字呼召(calling)相關，而呼召一詞意味著 神賜予的使命，但此意先前並未出現在天主教信徒中，即使是傳統古代也未曾出現，而只出現在大部分人口屬於新教的地區裡。這可歸因於聖經翻譯。由於宗教改革運動，不但使用新詞，連詞義內涵也是新產物。 起初，路德認為職業或大部分在世界上的活動，是一種必需品，一種自然 的事件，如同吃喝一般。然而，稍後，路德開始在職業的架構中看待勞動，認為職業是兄弟之愛的表達。最終，出現以下最具支配力的觀點：這是唯一為 神存在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完成人們世俗的義務」(fulfilment of one’s worldly obligations)。
韋伯點出路德觀點的演化。一開始，他接受使徒保羅末世學講道的引導，認為生命如此短暫，不允許我們重視個人的職業形式。但「隨著世俗事務涉入的增加，對職業的欣賞也愈發增添」。因此，路德將職業視為 神特殊的命令，要求人們完成祂加於人們身上的義務。職業是神聖意志的直接成果。人類必須接受，並且維持 神賜給祂的職業。因此，職業是 神為人定義的職責。在此架構中，我們發現，對於權威的服從和事物的許可，一如過去。 當然，路德與資本主義精神並沒有特定的內在關係或類似，因為他自己就反對金錢借貸，即資本家的獲利形式。然而，他對職業的觀點與新教主義對人類絕對命定論的觀點結合，而自然對資本主義產生影響。
韋伯書中也指出，新教資本主義視勞動為職業，且是 神授職的終極職責。以這樣的方式將勞動和職業相連，特別是和命定論以及其結果相連，成為資本主義的基本動機，並造成許多問題。雇主的事業活動也同樣被詮釋為、被命名為 神賦予的職業。 根據新教主義，將人類必定需要的勞動和專門化職業連結起來，成為人確保 神恩典的因素，並且使人們察覺到自己受 神揀選。除了對專業化的形上學觀點，職業也被放進功利主義架構中，而功利主義培養出資本主義。勞工技能用來增進產品的質量；日常貨品隨處可得；創造更大財富潛能；節省更多時間。Baxter鮮明地形容：「在穩固的職業之外，個人的勞動成就會變得不安定和隨意，因而浪費更多的時間在怠惰而非勞動」 在職業實踐中普及的功利主義，只在職業中變得明顯，於勞動中並不普遍，因為「理性的專業工作是 神的命令」，但勞動不是。我們應該從此觀點，來看每個人如何能夠結合許多職業，甚至轉換職業，只要如此做更令 神喜悅。 因此，合乎邏輯的理性主義預先假定理性主義的生活方式和行為，並且以功利主義作為判斷標準。顯而易見，這些特徵組成了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這也正是整體資本主義精神的根基。當然，如同先前提及的，職業無論如何都應該和新教倫理的內容緊密相連。
在分析韋伯對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連結之後，我們必須注意，韋伯本身特別強調某些說法。談到宗教改革者時，我們不能斷言，他們生命的目的是建立社會的「道德文化」。「道德和社會的改革設計者」並非他們的興趣核心；最重要的，他們對於拯救他們的靈魂有興趣。認為資本主義精神單單源自於宗教改革的影響，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是宗教改革的創造物」，兩者都太武斷，不受支持。韋伯此處想主張，宗教信仰的理念，影響資本主義精神在世界中質與量的擴張。
4.西方研究者對韋伯觀點的批評
西方已系統化地闡述韋伯的觀點，並引起廣泛討論。有學者們採用他的觀點，亦即，資本主義精神和新教倫理相關，但也有其他學者否認兩者之間的關連。除了肯定和否定，還有其他多種觀點，我們試圖在此章中檢視。事實上，韋伯引發的巨大爭論，甚至延燒至今。韋伯著作因為卓越的原創性，不斷發酵。 以下試圖查考對韋伯理論的主要批評，如同Robert Green提供的。我想誠摯感謝經濟學家Anastasios Philippides在提供資料方面的必要協助，並協助我了解幾位科學家的觀點。和他討論這些主題，以及他使我沉浸在Green彙編資料的天賦，都有助於支持我的論點，即透過我個人對韋伯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研究，而形成的論點。 然而，在繼續說明那些確切闡述韋伯理論的特定觀點前，檢視幾位嚴謹的學者在韋伯著作出版後，提出的對話，將有助益，這些觀點由Robert Green提供。
第一位接受韋伯理論的是Ernst Troeltsch，他先後在Gottingen, Bonn, Heidelberg 和 Berlin各大學教授神學。約於1912年，他出版一本「各基督教會的社會教導」(The social teaching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支持韋伯的觀點，這也是之後的評論家會同時檢驗核對韋伯和Troeltsch的原因。 1911年，Werner Sombart教授，在Bratislava和Berlin大學授課，對於歐洲經濟成長議題有豐富著述，出版「猶太人和現代資本主義」(The Jews and modern Capitalism)。 R. H. Tawney，著名英國經濟歷史學家，並在Glasgow，Oxford，London等大學經濟系任教，1926年出版「宗教和資本主義的興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書中專注於韋伯的觀點。 1949年，Winthrop S. Hudson，美國Colgate – Rochester大學的教會歷史教授，也是當時教會歷史美國協會的主席，出版了摽題為「清教徒主義和資本主義精神」(Puritanism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的論文。 1929年，Henri Sée，研究中世紀之後歐洲經濟成長的著名人物，出版以下研究「清教徒和猶太人影響現代資本主義成長的程度為何?」(To what degree did the Puritans and the Jews contribute to the growth of modern Capitalism?)。 H. M. Robertson在1929年於Cambridge大學提出的博士論文中，苦心專注韋伯的理論，論文標題為「經濟個人主義興起的各種面向」(Aspects of the rise of economic individualism)。 1935年，Amidore Fanfani，Milan 和Rome大學的經濟歷史教授，之後成為義大利著名政治家和總理，出版研究報告「天主教教義，新教教義，和資本主義」(Catholicism, Protestantism and Capitalism)。 最近，Albert Hyma，德國歷史學家，於美國密西根大學任教數十年，在一份研究中對韋伯觀點作出完整評論，1955年出版，標題「新教改革者的經濟觀」(Economic View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ers)。
單單從以上特定研究者和科學家著作的標題，就可知道韋伯的觀點受到廣泛討論，並被賦予多種詮釋，我們應檢視這些分析。當然，也有其他學者專注於韋伯的觀點，包括外國和我國，然而我們應集中精神於上述科學家，因為他們的觀點有原創性和代表性，也因為他們推動了資本主義精神和新教倫理之間有何關聯的必要討論。 現在我們應強調一些評論韋伯著作的核心論點，就我觀察，這些論點既重要又相當特殊。
a)有科學家們接受韋伯對資本主義起源的觀點。在第一批支持者中，我們發現Ernst Troeltsch接受喀爾文教派的倫理，即強調勞動價值並同時限制消費的倫理，造成財富累積。另外，喀爾文主義拒絕天主教對利息的強制禁令，促成金錢的利益管理和擴張。 在先前分析中，明顯可見，喀爾文教派對呼召(calling)和勞動的道德觀，換句話說，新教對於職業的觀點，形塑發展資本主義精神所需的基礎結構。當然，Troeltsch和韋伯都強調，上述觀點並不支持資本主義是喀爾文主義的直接產物。
b)也有觀點表明資本主義精神和新教倫理的關係，不如和猶太主義精神的關係緊密。Werner Sombart支持此觀點，他認為資本主義精神的主要來源和猶太主義的社會位置及經濟活動有關。(當然，猶太民族的事業心是廣為人知的。) Sombart的觀點受到Sée支持，根據Sée的說法，資本主義精神的最佳典範是在機敏精明的猶太商人中，而非有些呆板的清教徒中。當然，這些是對韋伯觀點的反證，如同先前重複的，韋伯連結的是資本主義精神和新教倫理。
c)某些對韋伯的評論，懷疑韋伯試圖在資本主義和新教倫理之間建立的關連性過於武斷，在任何方面都過分簡化。基本爭論為，資本主義在新教主義之前就已存在，如果考量到，西方建立第一份新教信仰告白之前，就已經歷了資本主義。我們已在序言中強調以下分析，即有些學者相信資本主義和教皇主義密切相關，包括其中全部的神學和倫理。 Sombart支持此種觀點，認為教皇教會促進資本主義發展，尤其在義大利。Thomas Aquinas試圖將生命哲學化和理性化的神學體系眾所皆知。Thomas Aquinas的基本學說之一即是「和人有關的議題中，罪是指違反理性要求的一切事」。如果考量到，資本主義精神和理性主義相連，就有理由認為資本主義直接依賴教皇教會的神學體系。 除此之外，Thomas Aquinas要求控制金錢再生產的本性以避免揮霍，因為他知道，奢侈和揮霍會帶來過量的性愛生活。結果，節制成為財富累積的因素。 根據Sombart，從兩方面更可看出資本主義透過教皇主義而發展。首先，經院哲學教導人貧窮或富裕並不重要，以自己的財富或貧窮做了什麼才重要。其次，經院哲學家，特別是佛羅倫斯的Antoninus允許利息，在生產投資中借貸金錢。 根據上述內容，Sombart堅持新教主義反對資本主義，新教主義並非故意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端視新教主義受到經院哲學理性主義的影響程度而定。
Robertson贊同Sombart的觀點，根據Robertson，除去各種限制發展的外在因素，古代早已存在資本主義精神。他相當同意資本主義可能起源於以下日期：西元1202年，十字軍東征，因為十字軍東征「並不是戰爭，而是掠奪和強盜。他們是為了掠奪而組織的商業行動，而軍團裝備要求大量資本，遠遠超過當時任何工商業需要的資本。掠奪也成為這古代資本囤積的巨大來源。因此，掠奪東方在資本主義的早期歷史中具有重要性」。 Robertson提及「資本家」典範是在14和15世紀佛羅倫斯的文藝復興時期，那裡的商人以追求利益為中心，組織他們的生活，並且不享受得來的利益；之後則是耶穌會，若曾有任何信仰激勵資本主義，絕對不是喀爾文主義，而是耶穌會的信仰。 Hyma也堅持韋伯歸因於新教主義的鮮明特色，那些成為資本主義起源的特色，早在新教主義出現之前，就在14和15世紀的義大利出現。這些特色包括：義務的辛苦勞動，為了施捨救濟而積存金錢的願望，職業神聖化，並且相信基督徒們被允許獲取超過所需的財貨。他也宣稱，雖然教皇教會禁止金錢借貸，但是教皇的神職人員和羅馬Fuggers銀行的聯繫，對於高利貸的急速膨脹具有決定的促進作用。
上述觀點皆指出，資本主義精神先於新教主義存在，但如同Fanfani的觀察，新教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建立造成積極影響，這當然違背宗教改革者們的意願。即使Tawney，在接受韋伯對資本主義和新教倫理關連的中心思想時，也支持資本主義在中世紀義大利和法蘭德斯就已出現，並且，15世紀到16世紀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天主教會的經濟帝國主義令人印象深刻，而非新教的力量。 根據上述科學家的說法，各種證據不足以斷言新教倫理是資本主義的起源，更精確地說，因為資本主義在教皇教會的教導中早已存在。本質上，這些分析將資本主義和教皇教會相連，而非和新教主義相連。
d)研習韋伯理論的學生也聚焦於理論核心，因為(根據韋伯)資本主義精神和新教倫理相連，於是他們致力研究新教主義，甚至成為集體現象。現在我們將檢視屬於這類型科學家的觀點。 Tawney堅持資本主義精神在新教主義出現之前就已存在，並且認為韋伯將資本主義發展歸因於新教倫理的證據不足。然而，他接受新教改革運動和資本主義興起之間，有更寬廣的因果關係。事實上，他詳盡闡述各新教團體之間清楚的差異。舉例來說，他爭論，教皇主義和路德主義都同樣以保守立場著名，但是喀爾文主義卻帶來革命，因為喀爾文主義致力於和中世紀不同的經濟型態，並以此經濟型態作為宗派道德理論的基礎。路德主義將農村和傳統社會理想化，然而喀爾文主義是在城市興起，並且信任交易和資金。因此，根據Tawney，儘管整體新教主義並非資本主義起因，但無論如何，它逐漸演變為資本主義發展最重要的助力。我們可由以下事實看出：儘管喀爾文主義不全盤拒絕資本主義的特質(如同韋伯的廣泛分析)，它仍然堅持使用這些特質作為榮耀 神的方法，並且更進一步解放中產階級的經濟事業，藉此創造新社會。而清教徒則是在另一方面反對封建主義和威權政府。我們可以說，資本主義精神和新教倫理以此方式間接關聯。 Hudson斷言韋伯將16世紀的喀爾文主義等同於17世紀的清教徒主義，是嚴重錯誤。事實上，他宣稱無法在喀爾文的任何著作中發現韋伯對「呼召」的詮釋，因為喀爾文本人可能就會拒絕這種說法。他更進一步強調韋伯隔離出喀爾文教導的特定部分，而沒有檢視喀爾文整體的神學思維，因為喀爾文絕對不會宣稱事奉瑪門(Mammon)(譯注：金錢)和事奉 神有關。
事實上，即使清教徒也將 神視為生命的終極目的，並且相信 神遠遠比事業、藝術、和娛樂更重要。Hudson支持以下觀點：資本主義精神的勝利標示出清教徒主義的失敗，因為清教徒主義譴責17世紀英國的商業倫理，視其為敵基督。事實上清教徒們變得富有，不能被詮釋為暗示資本主義精神和新教倫理相連，而僅僅是因為清教徒們特別重視勤勞工作和儲蓄的價值。我認為，藉著上述觀點，Hudson基本上維護以下觀點：新教仍然間接促進了資本主義發展，但對此並無自覺。 Sée也採取相同觀點，斷言「資本主義精神並非清教徒主義的產物，而是，清教徒主義成為資本主義精神的增強物」。在其他事物中，他強調喀爾文主義促進資本主義精神發展，正是因為它提高追隨者們對於勤勉和個人主義的重視。然而，Sée也強調另一方面的關連，在當時，具有衝勁、積極、獨立精神的人，可能會皈依喀爾文主義。 喀爾文主義特別強調勤勉，可能成為財富累積的因素，但並非有意識地建立資本主義。Robertson堅持清教徒實際上反對資本家，因為清教徒認為資本家是無所事事者，透過剝削剩餘，資本家不需工作就能賺錢。但Robertson也爭論，從歷史面向來看，資本主義最終可能影響新教倫理，因為「論呼召」的教條，在16世紀到18世紀之間已不再相同。非常清楚地，隨著時間推移，關於呼召的教條轉變為方便商人階級的教條，成為他們貪婪野心的解毒劑。 根據Fanfani，大體上，新教徒對資本主義持批判觀點。新教神學家們反對資本主義出現，因為他們在其中看見瑪門(Mammon)(譯注：金錢)的工作。事實上，喀爾文將Venice和Antwerp烙印，視它們為天主教的瑪門重鎮。在此架構中，Fanfani提及宗教改革會議禁止利息，以及禁止會剝奪個人事奉 神的能力和時間的勞動。Fanfani接受，即使資本主義先於新教主義存在，新教主義無論如何對資本主義建立有正面影響。
有一類觀點否定資本主義直接依賴新教倫理，Hyma是其中之一。他認為韋伯和Troeltsch 都誤解喀爾文的教導，如果他們考量到喀爾文從未對經濟理論或資本主義表示任何興趣。事實上，喀爾文反對向窮人收取利息。他也提及第一代的喀爾文信徒禁止賺取借貸窮人而得的利息，並且在大筆金額借貸中，僅僅允許收取2%~3%的利息。一般說來，喀爾文的動機是為了照顧跟隨者，而非要求為了 神的榮耀而勞動。根據Hyma，韋伯和Troeltsch的論述或許適用英國和美國的新喀爾文主義者，然而並不適用於喀爾文本人的喀爾文主義。 最終，根據Hyma，喀爾文堅定反對資本家，如果我們告訴喀爾文，20世紀時，像洛克斐勒的商業鉅子，可作為喀爾文對於社會演化影響的最佳典範，他可能會非常震驚。喀爾文關心的是靈性，這可從以下事實看出：他三萬多頁的著作中，只有五十幾頁在處理經濟議題。事實上，從17世紀之後，某些喀爾文主義者轉而崇拜瑪門，並不表示這是喀爾文主義引領他們如此做，而僅僅意味著這些人停止當基督徒了。 藉著說明上述對韋伯理論的評論，要直接或間接拒絕資本主義精神和新教倫理的關聯，似乎不容易。對於理論各部份可能有相異的反對意見，然而間接影響仍然存在。至少，藉著探究上述研究者的觀點，我們似乎可以如此結論。
e)有趣的是，和我們在序言中表達的立場相同，當然也和以下將要重複的內容相同，亦即，無需檢視資本主義的直接來源，不論它源自於教皇主義或新教主義，都能斷言資本主義和更廣義的西方精神有關，和西方世界風行的精神有關，而西方世界同時受到教皇主義和新教主義影響。畢竟，我們知道西方的信仰告白，包括教皇主義，基本上有相似的視角和參考點。非常清楚地，新教反對教皇主義，儘管兩者精神相似。舉例來說，透過反對教會神職人員過度的權力，宗教改革者拒絕所有神職人員的權力；相對於教皇主義認為只有神職人員能夠詮釋聖經，新教拒絕聖傳，並且繼續發展自己的詮釋。然而，如果我們深入研究兩者的教導，我們會分辨出兩者有相同視角。 Hyma堅決強調上述觀點。他認為韋伯錯誤強調教皇主義和新教主義的不同，但兩者有許多相似，特別是賺取利息和勞動兩大主題。聖奧古斯丁的教導成為教皇主義和新教主義的共同基礎。Hyma認為，現代新教徒相信教皇主義已經偏離聖奧古斯丁的教導。雖然實際上，經歷兩世紀的遺忘之後，聖奧古斯丁的教導在16世紀重新成為天主教會思維的首要參考。聖奧古斯丁的命定論，經過路德和喀爾文稍稍修正，也在16世紀為許多天主教會成員接受。
f)另一種觀點，我們不應單獨將資本主義和教皇主義或新教主義連結，如果我們考量到資本主義是和世俗精神有關，和人類追求利益的精神有關。這樣的觀點似乎有特定基礎：從人類的角度，他處於墮落後的狀態，並且因為偏情的導火線和不安全感，而追求保護措施和財富累積。當然，應承認這種觀點某部分為韋伯接受，然而，韋伯更堅持對於財富和利潤的理性主義認知。 Robertson，曾嚴厲批評韋伯理論，堅持「資本家」的性格描繪應是世俗人，而且，商業活動不應和宗教「呼召」有任何關聯。人們無需任何「呼召」來投身財富追求；事實上，很有可能，人們恨惡宗教要求他們在每日的職業生活中僅僅當個觀察者。 無論如何，宗教廢棄或使用財富，能夠扮演積極或消極角色。根據Fanfani，資本主義和多種宗教相關，而宗教能徹底消滅它，或將它置於掌控之下，或協助它發展；但必定不是宗教創造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會發生，是因為人們具有以最少財富去獲取利潤天生本能。 針對新教主義，Fanfani爭論，它提供資本主義必要的協助，但出自消極視角。包括路德主義和喀爾文主義，都沒有將人的救贖和人在世上的工作相連結，但兩者都認為救贖是 神的選擇。透過這樣的方式，他們驅策人們追求所有剩餘財富的滿足。因此，從上述的消極視角，新教主義實際上協助財富累積和資本主義精神發展。的確，當人的救贖被認為和他在世上的行動無關，並且，當擁有財富被認為是 神對受揀選者的偏愛，如此一來，為了資本主義精神的成長，會創造出節制的社會風氣。
g)也有某些分析家試圖連結韋伯和馬克思的理論。我們已序言中看見，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之後，韋伯理論才出現，這顯示韋伯的理論實際上和前兩者有衝突。例如，Robertson認為韋伯試圖組成和馬克思的歷史經濟詮釋相反的因果關係。韋伯，以心理性質詮釋經濟事件，因為資本主義興起是歸因於「資本家精神」發展。 研究韋伯理論的法國經濟歷史學家Henri Sée，確切闡述韋伯觀點扮演「以下角色：平衡馬克思曾明確闡述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著名教條」，「像韋伯、Troeltsch、Sombart這樣的知識份子，不直接批評唯物主義歷史觀，但透過以下企圖攻擊唯物史觀的堡壘：證明經濟現象，至少是資本主義，也就是力量最強大的，很大的程度上，是清教徒主義或猶太主義宗教精神的產物」。 也有觀點認為，如同Robertson明確闡述，韋伯理論在宗教爭論中被利用，同樣的見解，也認為韋伯觀點被各種政治宣傳者採用。這也是韋伯理論受歡迎的原因。換句話說，某些人發現韋伯理論是用來攻擊喀爾文主義和其他宗教的完美藉口。 我們必須留意Vasilis Filias對韋伯理論的觀點。他宣稱許多詮釋者相信韋伯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非常相近。畢竟，根據Vasilis Filias，韋伯避免將自己置於唯心論或唯物論，但韋伯相當堅持清楚的實證立場。事實上，Vasilis Filias強調韋伯著作中「經濟因素－即使沒有被呈現為單一的決定因素，也總是被呈現為決定性和無窮盡的行動因素，不論是在公眾注意的中心，或是作為資本重要性的潛在共同決定因素」。Filias更強調，即使在宗教社會學中，特別是原始魔法領域，「和每日生活的經濟現實有緊密的交織牽涉，無疑地，宗教元素在此處用來服事宗教外的事物，基本上屬於經濟目的的事務」 當然，韋伯在著作中從未提及他和馬克思主義的關連，也從未提及他反對馬克思主義。事實上，他似乎將資本主義精神的起源歸因於命定論，也就是由聖奧古斯丁闡明，且由韋伯當時的新教團體加以應用的命定論。因此，許多研究韋伯的學者相信，基本上韋伯詮釋社會事件的方式，和唯心主義者以及唯物主義者不同。 然而，如同Robertson堅持的，韋伯的著作，如同馬克思的著作一樣，有力地提出抗衡資本主義的觀點。韋伯深層的努力在於顯示出當代資本主義是一巨大、雄偉的過度結構(hyper-structure)，而且此結構立基於變化和過時的宗教理念上。
h)呈現上述各種觀點，並且瀏覽各種正面和反面闡述之後，我們應該提出自己的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