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古典基督宗教思想的形成過程
節錄自：Aristide D. Caratzas的著作Christian Hellenism. Essays and Studies in Continuity and Change (New York & Athens: New Rochelle) ISBN: 0-89241-588-6
告訴君王：美輪美奐的宮廷已倒毀於地，沒有福玻斯（Phoebus）的墓穴，沒有先知的桂冠，沒有潺潺的泉源，連那喋喋不休的流水亦已乾涸。.
公元四世紀，佚名
中世紀希臘或「拜占庭」思想是好幾種古典知識、文化和宗教傳統的混溶結果，包括希臘、羅馬、希伯來、伊朗和基督宗教。但是，其中對拜占庭思想最有創造、形 塑和演化影響力的就是希臘和基督信仰的人文思想。希臘古典思想在拜占庭時期非常活躍，因為希臘的古典文學、哲學、歷史、藝術、教育，甚至神話都是整個拜占 庭時代學校教育的主要課程。
拜占庭時期宗教氛圍深重，教會對世俗教育的態度大大影響了拜占庭帝國內希臘古典文化遺產的未來 － 特別是文學和哲學。
I
如果要評估古典文學在拜占庭帝國的地位，我們必須先瞭解在基督宗教發韌初年希臘思想和基督信仰二者衝突的性質。基督宗教和古典文學教育（「派地亞」（padeia） － 希臘語，「教育」之意）的相遇激盪出多重能量，正是這些能量建立了拜占庭希臘思想的未來。
早在宗徒時代，教會便嘗試以不同方式表達信仰，希望讓尤太人以外的民族也能理解並接受基督宗教。聖史若望為希臘背景的人們寫了第四本福音，若望福音開始時 這樣寫道：「太初有道」，這種默想性、密契式、象徵性和哲學性的詞彙是取自赫拉頡利圖（Heraclitus）、斯多亞主義（Stoics）和普遍的希臘 思想。聖史精巧地選用道、光、黑暗、肉身、出生、子、生命、永生、生命的食糧、活水、標記、神、復活，還有很多其他詞彙，他不只強調作為道的基督的先存 性，也強調天主介入古以色列以外的歷史。這意味著以色列的天主也是希臘人、羅馬人、西古提人（Scythians）和其他民族的天主，所以希臘思想和基督 信仰之間沒有重大衝突。
在上述傳統中，有些宗徒教父們是曾接受古典文學訓練的基督徒思想家，他們教導人們可以透過希臘哲學家的作品來發現天主，哲學家和殉道者儒斯定（約歿於 165年）便是這些教父中的一位。希臘人藉著對理性（道）的運用，特別是透過赫拉頡利圖和蘇格拉底的思想，建立了有關天主本質和屬性的真理。儒斯定強調全 人類都有分於基督（have a share in Christ），不論基督徒、尤太人、希臘人或羅馬人，「所有根據理性來生活的人都是基督徒，就算他們被分類為無信仰者。」他說不論是柏拉圖或斯多亞 （Stoics）的學說，或是希臘古典詩人和散文家的思想，都一概不與基督相佐。「每一個人，藉著參與神聖的道，極盡善言…，任何人只要正確發言都是屬於 基督徒的一分子。」(1)
西方基督宗教同時有另一個思想傳統，以戴爾都良這位二世紀護教學家為例，他曾尖刻地諷刺那些「致力提倡斯多亞式的，或柏拉圖式的，或辯證派的（亞里斯多德的）基督宗教」的人士。拉丁教會為戴爾都良提出的問題：「雅典與耶路撒冷何干？」角力了好幾個世紀。(2) 而希臘教會則很早即已在兩個城市的智慧之間取得平衡：希臘的世俗（the Thyrathen）文化和希伯來的神聖文化。基督宗教把希臘思想視為天主聖意的恩典。
蠻族入侵後文盲不少，西方對於古典文學的態度也取決於當時有讀寫能力人數的多寡。當時基督宗教在西方羅馬帝國貴族中沒有甚麼進展，而且那裡的知識分子對新 信仰表示強烈的抗拒態度，那些歸依基督宗教的老百姓則視接觸古典文學為危險之事，研究古典文學就算不是犯大罪，也屬玩火之舉。這種恐懼在較為保守和傳統的 羅馬人（相對於更為活潑和富尋問精神的希臘人而言）中頗為嚴重，甚至影響了受過教育的基督徒，他們本來也曾希望嘗試調和新信仰和古典文化。
以下兩個故事即可說明這一點。西方教會最優秀的思想家之一熱羅尼莫（Jerome）非常喜愛西塞洛（Cicero），但是每一次閱讀這位心怡作者 的作品之後，他都很有罪惡感。雖然他嘗試說服自己這沒有罪，但徒勞無功。在一個夢裡，熱羅尼莫試著向基督說明自己是一個忠誠的信徒，祈求祂接受自己「是一 個基督徒」，但這位天上的審判者卻反駁他道：「你實際上是一個西塞洛的信徒，不是基督徒。」(3)
在第六世紀末葉，教宗額我略一世（AD 590-604）嚴厲地駁斥維也納主教教授文學。額我點一世說：「一張嘴巴不能同時讚頌基督又讚頌朱庇特（Jupiter）。」(4) 他極力反對古典文學，雖然他被譽為進步和改革的教宗。
有些羅馬教宗對曾接受古典文學訓練的神職人員頗不信任。下面這個發生在七世紀的故事可以說明這一點。塔爾索的狄奧多（Theodore of Tarsus）曾於塔爾索和雅典接受優良的古典文學訓練，他在668年被選為坎特伯里的樞機主教，由教宗維塔利安（Vitalian）舉行祝聖大典，但這 位教宗後來對提狄奧多思想的正統性表示疑疑和憂慮。羅馬教廷命令哈德良（Hadrian）院長與狄奧多結伴到英國，「嚴密監視狄奧多以防他講授任何違反真 道的希臘思想。」(5) 哈艾特（Gilbert Highet）這樣寫道：「在（西方）教會內一直強烈反對研究古典文學，因為它是世俗的作品，是腐敗的，是外邦人的，屬於死亡和詛咒。」(6) 然而，因著西方教會某些隱修團體的研究和抄寫，至少羅馬古典文學在西方被保存下來。
讓我們回到東方。除了哲學家儒斯定，雅典的阿里斯提得斯（Aristides）和阿特那哥拉斯（Athenagoras），以及後來亞力山大的克雷孟 （Clement）和奧力振（Origen）都曾努力以一種外邦知識分子能夠理解的語言和風格呈現基督信仰的思想。在基督宗教創立初期，特別是第四和第五 世紀，基督徒知識分子如巴西略（Basil the Great）、納齊盎的額我略（Gregory of Nazianzos）皆如是；他們認為古典思想、哲學、倫理學很多方面都與基督的教導非常接近，特別是柏拉圖的思想。因此他們認為希臘哲學、人類學、政治思想、倫理學和心理學都能為基督神學服務。古典文學不再被視為對基督信仰有衝突，「如同蜜蜂，我將收集所有與真理一致的思想，甚至不介意從我們的敵人（外邦作者）獲得幫助」(7)。這是來自八世紀的神學家若望達瑪森（John of Damascus）所寫的話。
當受過教育的外教人開始歸依基督信仰，而受過教育的基督徒也開始鑽研希臘古典文學的時候，便產生了希臘古典文學和基督宗教信理二者合併的作品。有些富影響力的學者如巴西略曾在文章中這樣說：「我們對年青人的規勸，務要如同他們在世俗作家的作品中如何獲得最大的益處一樣。」(8) 類似的觀點慢慢被大眾採納，古典文學的研究也逐步得以確立。
希臘教會得出的結論是，研究希臘智慧是既有用處又吸引人的一件事，因為它既幫助基督徒駁斥邪惡，同時保留屬於美善和真理的一切。基督宗教在希臘文化的氛圍 和希臘歷史的背景中接受了希臘語言和思想的洗禮。不過，總的來說，希臘教會的教父們沒有從古希臘思想中謀求借用其要素和內容，他們自聖經中握有這一切，他 們想借用的是希臘思想的方法論、方法技巧、專有名詞和邏輯文化結構，用以建構基督宗教神學、教義和思想。在這個努力的過程中，基督的啟示不可避免地滲進希 臘思想，希臘文化和知識的影響與基督信仰往復交織，在希臘思想和基督信仰之間形成和諧的結合，時至今日在東方教會仍充滿這樣平衡的氣氛。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個平衡時常有被破壞的可能。例如儒利安大帝（the Emperor Julian, 360-363）除了古代經典的教化，還不斷推動復興奧林匹克諸神崇拜。十一世紀的伊塔盧（John Italos） 和十五世紀的傑米斯圖斯•普萊桑（George Plethon Gemistos）極盡所能地維護古典宗教和理性傳統提供的一切，幾乎超過基督宗教。另有些神職人員，如塞浦路斯的伊皮凡尼烏斯（Epiphanios） 和西乃的安納斯大修（Anastasios of Sinai），他們則相信基督宗教自給自足，不必與古典傳統溶合。但是，不論基督宗教的敵人或希臘古典傳統的反對者，二者在歷史中從來都沒有缺少過。小阿 波林（Apollinarios the Younger）曾建立兩者的平衡，他提出「不論在那裡發現的『善』皆為『真』的屬性」(9) ，在這個原則下，教會承認希臘古典傳統的正當性，並把它們結合於基督傳統內。因此在拜占庭時代，希臘歷史保持了延續性，希臘傳承與基督信仰的新原素達到交織結合。
在第五、九、十二世紀，基督宗教的教授和學者同時在神學和古典文學的題材上著書立說。聖經研究和希臘古典詩人、史家、修辭家、哲學家和文學家的著作皆為當 時的核心教材。教師們指導古典文學研究，同時撰寫基督神學和聖經註釋的文章。拜占庭的教育（padeia）就是希臘化基督宗教的教育（padeia）。基 於古典傳統的延續，在中世紀的希臘時期很多人不只敢於質疑神學觀點，甚至教義內容；少數不安分的思想家還會冒險嘗試跟隨古典時期的思辨模式，當然，他們便 被冠以「異端」之名。「異端」來自希臘字hairesis，有「選擇」之意，表示對知識和信仰有選擇的空間。
現在思想史、文化史和社會史等不同範疇的學者愈來愈瞭解到，拜占庭社會不是如同他們從前以為的那樣拘泥保守，意識形態那麼靜態，宗教教義那麼缺乏彈性。雖 然拜占庭的確把神學視為一種內在、超越的學科，但是那外在的、「世俗的」學科並沒有被忽略，因為它們也是教育課程的一部分。例如，十二世紀得撒洛尼的宗主 教優斯達希斯（Eustathios），他並不怯於為荷馬撰寫註釋，也不怕節錄薩福（Sappho）的話語。又例如歐凱塔（Euchaita）的主教摩洛 普斯（John Mauropous），向耶穌獻上特別的禱文，請求祂接受柏拉圖和蒲魯塔克（Plutarch）於祂的王國內，因為他們與舊約先知只有些許的差異。在十四 世紀，佩拉崗尼亞的格奧爾格（George of Pelagonia）在撰寫聖約翰瓦塔特澤斯大帝（Emperor St. John Vatatzes）的生平時，利用希臘古典智慧的材料比聖經還要多。拜占庭因為與希臘知識的密切關係，以及其開放包容的思想，使希臘教會和拜占庭整體蒙受 西方拉丁教會指控為「世俗」、「異端」或「圖謀分裂」等罪名。好幾個世紀以來，特別由第六世紀晚期至多瑪斯的時代，西方拉丁教會嚴厲禁止世俗的希臘思想。 雖然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如馬克羅比烏斯（Macrobius）和熱羅尼莫，嘗試為外教思想和基督宗教希臘思想建設橋樑，但是西方的隱修制度在四百年間（由 公元六百年至一千年）使希臘思想在西方文化中嚴重衰落。希臘思想的提倡者如波伊提烏（Boethius）擔負著被指為異端和術士的危險。很多時候由希臘東 方教會引入的禮儀教化都被指為邪惡。例如拜占庭公主狄奧法諾（Theophano），她既是奧圖二世（Otto II, 973-983）的皇后，也是奧圖三世（Otto III, 983-1002）的攝政者，她是德國有史以來最有能力的統治者之一，然而一個西方教會的修女卻說在神視中看到她死後在地獄受火刑，只因為她有泡澡的習 慣。還有狄奧法諾早逝的表親瑪利亞阿蓋爾（Maria Argyre），她是威尼斯總督的太太，這位瑪利亞把叉子引進威尼斯的餐桌，同樣被達彌盎（Peter Damian）看成是得到天譴的行為。(10) 在希臘東方教會出現很多異端和修行派別，它們或是與當時思想和靈修生活主流抗衡的形式，或是尤太希臘基督宗教和希臘思想混合相溶而生的產物。事實上，這些 派別很多都是在那一千年間不斷冒起，由此可見當地富饒的思想根基和包容性的宗教氣氛。這種寬容和多元宗教環境使得一些古老的課題，包括神學、哲學、尤太思 想、希臘思想和東方原素等等，在任何世代都不顯得過時或太學術化。
在希臘基督精神影響下，古典文學在教會的地位甚受關注。在一個被認為是西乃安納斯大修的作品中可以印證這一點，此作品以答問方式呈現，其中的問題是這樣的：「基督徒是否應該為那些在基督再來以前死去的外教人（希臘人）的得救祈禱？或是把他們逐出教會之外？」(11) 安納斯大修的答案是，信徒應該為他們祈禱，不該詛咒他們中任何一個，因為洗者約翰和基督自己都曾下降陰府向所有死於基督降生前的靈魂宣講得救的福音（伯前三19）。
很多例子可以證明基督徒知識分子因為對古典文學的喜愛而受到攻擊。例如，第五世紀君士坦丁堡的省長居魯士‧帕諾波利特（Kyros Panopolites），他創作了優美的詩歌，卻因過於「希臘化」而受到君士坦丁堡的禁止。雖然他被指控有異教徒的色彩，但他還是被祝聖為科特雅昂 （Kotyaion）的主教，那是在弗里吉亞（Phrygia, 小亞細亞中西部古國）一個偏遠的教區。狄奧斐洛（Theophilos）統治期間（829-842），擔任君士坦丁堡大學教授的數學家利奧（Leo the Mathematician）被指控有異教徒的行為，因為他太著迷於古代知識。第十世紀的學者和外交家利奧‧科伊羅士法特（Leo Choirosphaktes）因為太投入古代戲劇、音樂和古典文化的研究而受到指責。這些指控很多都含有政治目的，而且這些學者通常都證實是無辜的。古 希臘思想研究存在已久，單單出於個人猜忌並不會推翻這個傳統。就算是隱修士，拜占庭社會中最保守的力量，也需要研究古代或世俗的作品。十四世紀的秘契靈修 家卡巴希拉斯（Nicholas Kabasilas）認為，如果聖人們沒有接受足夠的世俗文學教育，他們便不會有完整的人格。
在希臘的東方教會，從理性出發挑戰既有傳統和信仰的情況並不罕見，也因為如此基督宗教的教義從未僵化或失去活力。當時常常存在成長和發展的空間，神聖啟示 不是天上突然而來的閃電，或毫無預警的雷擊；啟示像是宇宙性的太陽，緩緩地與人的始祖一同展開，在基督的位格內達到高峰，吾人並持續在聖神的指引中；也就 是說，希臘的東方教會相信啟示的光芒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和管道滲透在無數靈魂和思想內。
然而，到了十一世紀希臘思想和基督信仰的平衡愈來愈不穩定。直到十三世紀，因為知識分子過度強調希臘知識，忽略了基督教義，遂破壞了這個平衡。
此外，尚有其他學者同時排斥哲學和神學。懷疑論者皮羅（Pyrhho of Elis）和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著作的興起鼓勵了人們把神學、哲學、基督信仰和希臘思想皆視為無用的學說。 (12)
十三世紀後希臘古典文學的復興，以及學術和藝術趣向的復興到十五世紀達到高峰。傑米斯圖斯•普萊桑即為研究希臘知識最有挑戰性的代表，他企圖公開地打破希 臘思想和基督信仰的平衡。普萊桑不只是「希臘民族和希臘獨立運動」的鼓吹者，後期他更推動古希臘宗教的復興以取代傳統的基督宗教。普萊桑可能是自第二世紀 的塞爾蘇斯（Celsus）和第四世紀的儒利安大帝皇帝以後，最嚴厲地挑戰基督宗教的人。普萊桑與當時神學家的論爭，特別是金納迪烏斯‧斯科拉里奧斯 （Gennadios Scholarios），造成了古代和中世紀時期希臘思想和基督正教衝突的重要階段。(13)
II
有甚麼 存留在希臘或拜占庭中世紀的古典傳統特殊原素有助拜占庭思想的形成？實際上可以說是整個古典傳統。拜占庭很驕傲自己是希臘古典傳統的繼承者和保存者。拜占 庭是一個知識水平很高的社會，其教育的兩大支持就是希臘思想和基督信仰。前者包括希臘語言，那是帝國的官方語言。事實上，很多拜占庭知識分子是那麼的受到 希臘語的吸引，以至於他們常常模仿古希臘學者的語言，拜占庭歷史學家仿效涂西弟德斯（Thucydides）、色諾芬（Xenophon）和希羅多德 （Herodotus），聖徒傳記學者仿效普魯塔克（Plutarch），宗教劇作家仿效偉大的悲劇作者。換言之，希臘異教思想的延續在拜占庭依然保持活 絡，而且公立教育是由平信徒負責的。所以，人文主義和古典文學的組織活動同時在教會和公立的教育中得到復興。
十一世 紀，君士坦丁堡有三所高等教育學校，教授的科目包括醫學、植物學、動物學、數學、哲學、法律、修辭學等等；希臘古典傳統思想也納入小學和中學的教學範圍 內，文法、句法、閱讀、寫作、算術、幾何、音樂、解剖、天文學都是學校裡的一般科目。在第六世紀，一般家庭的孩子不論就讀於國家，或教會，或修院辦的學 校，所受的都是免費教育。公立學校接受所有的孩童，不論國籍和階級。
如同古希臘的小學生閱讀荷馬史詩和其他優秀詩人的詩歌時會背誦起來一樣，拜占庭時期的學生必須閱讀荷馬（其後閱讀迪格尼斯‧阿克里塔斯［Digenis Akritas〕的史詩）和聖經。他們在十四歲或更大一點便背誦伊索寓言，而且學生通常需要背誦所有的荷馬史詩，開始時他們背五行〈奧德賽〉（Odyssey），學會了整首〈奧德賽〉後，便開始背〈伊利亞德〉（Iliad）。
演說藝 術的課程要求學生研究偉大的修辭學家，特別是伊斯金尼斯（Aeschines）、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和狄摩西尼 （Demosthenes）。當時男女兩性都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在文學、歷史和政治等領域皆有不少傑出的婦女。五世紀的雅典娜伊娜－歐多基亞 （Athenais-Eudokia），她是狄奧多修二世（Theodosios II, 408-450）的皇后，也是著名的古典文學家。八世紀的艾蓮（Irene）擁有一個頗男性化的頭銜：巴賽勒斯（basileus），她是基督元年以來第 一位女性統治者。十二世紀的亞納•康尼（Anna Komnene）則為卓絕的中世紀歷史學家。此外，也有婦女成為醫生和文學家。可惜大部分拜占庭婦女的教育只達到在中等水準，有些甚至是貧乏的程度，而且 她們在十四歲後便中止接受教育。
家教形式的個別指導非常普遍，同時在卡帕多細亞偏遠的村落也會有公立學校。例如，我們知道雪根的聖狄奧多（St. Theodore of Sykeon）是一個非婚生的兒子，他的原生村落位於中亞細亞的迦拉達（Galatia）教區內，其幼年教育便從未匱乏。
拜占庭 有好幾個聞名遐邇的知識重鎮提供高等教育，雅典、亞歷山大、安提約基、貝魯特、加薩、君士坦丁堡、得撒洛尼、米斯塔（Mistra）、尼采、尼克米地亞 （Nickomedeia）和特雷比松（Trebizond）都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城市，不過其中有些在第七世紀最初四分之一世紀便落入阿拉伯佔領者的手 中。
帝國的統治者鮮有不支持高等教育的，全力贊助高等教育的統治者包括君士坦丁大帝（307-337）、狄奧斐洛（Theophilos, 829-842）、君士坦丁九世（1042-1055）、康尼諾皇族（the Komnenoi emperors）、約翰三世•杜卡斯•瓦塔特澤斯（John ΙΙΙ Doukas Vatatzes, 1221-1254）、帕里奧洛加斯•彌額爾八世（Michael VIII Palaiologos, 1259-1282）和安德羅尼加二世（Andronicos II, 1282-1328）。
第五世紀是拜占庭高等教育的轉捩點。公元435年，狄奧多修二世（Theodosios ΙΙ）建立了一所卓越的大學，其中包括三十一個教席，涵蓋法律、哲學、醫學、算術、幾何、天文學、音樂、修辭學等科目。十五個教席分配給拉丁文，十六個給 希臘文。這所大學曾被彌額爾三世（Michael ΙII, 842- 867）重新規劃組織，並一直活躍至十四世紀。
第九世紀對希臘古典知識文化的未來比其他任何時候更為重要。當時拜占庭重新規劃大學組織，使古典文學知識得到明確和重大的復興。因為世俗人士和神職人員關注的事物不再壁壘分明，基督宗教和古典文化便結合起來。
自九世紀中葉以後，以下好幾位人物對希臘古典文學的復興和傳播貢獻良多。例如，宗主教佛提烏斯（Patriarch Photios）、吉奧梅特雷斯（John Geometres）、數學家利奧（Leo the Mathematician）、凱撒勒亞的阿力他（Arethas of Caesarea）、利奧‧科伊羅士法特（Leo Choirosphaktes）、普謝羅斯（Michael Psellos）、伊塔盧（John Italos）、摩洛普斯（John Mauropous）、得撒洛尼的優斯達希斯、亞納‧康尼（Anna Komnene）、拉薩里斯（Theodore Lasaris）、梅托齊特斯（Theodore Metochites）、傑米斯圖斯•普萊桑和斯科拉里奧斯（George Scholarios）。
在此使用「復興」一詞不是指之前的三百年古典文學知識已經衰亡。希臘東方地區沒有經驗過如同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復興，因為古典傳統一直都是拜占庭教育系統 裡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希臘知識不是限制在隔離的隱修團體中，在君士坦丁堡、得撒洛尼、尼采、米斯特拉和其他地區均有教授古典文學。甚至在破壞聖像 （iconoclastic）動運中也可以發現希臘知識的存在，因為擁護聖像者的勝利被解讀為希臘思想勝於閃族思想。
九世紀的佛提烏斯（Photios）精通古典文學，包括神話在內。他的著作《哲學書解題》（Myriobiblos）是他自己、他的學生和朋友閱讀古典著 作後的筆記合集。佛提烏在哲學方面特別喜歡亞里斯多德，在文學方面則喜歡雅典演說家和史學家的作品。不同於佛提烏和他的學派，另有一些人景仰柏拉圖和新柏 拉圖學者，並閱讀他們的著作如普羅丁（Photinus）、悲劇作者和吟遊詩人。
吉奧梅特雷斯自己便是恰當的例子說明學者如何和諧地混合神聖和世俗。「他談及希臘異教作家如同基督徒聖者一樣頻繁。」(14) 他的詩作內容常常涉及古典作家，如色諾芬、索福克勒斯（Sophocles）、荷馬、艾斯克勒斯（Aechylus）、尤利比提斯（Euripides）等等。柏拉圖是「永生的導師」，而亞里斯多德則是「心靈（mind）和自然（nature）二個領域的闡釋者。」(15)
生活在十世紀的凱撒勒亞的阿力他（Arethas of Caesarea）擁有各式各樣的手抄本，包括歐幾里得（Euclid）、 柏拉圖、盧奇安（Lucian）和阿里斯提得斯（Aristides），他從不同的古典文學作家中攝取知識。
摩洛普 斯是十一世紀眾多偉大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君士坦丁堡重要的修辭學教授，他是平衡神聖教育和古典教育的卓越例子。他的著作中提及聖經和教父，也時常引用伊比 鳩魯（Epicurus）、品達爾（Pindar）、柏拉圖、普魯塔克和其他人的思想。在某一首詩中，他強調柏拉圖思想和基督宗教倫理學的密切關係，聲稱 柏拉圖和普魯塔克從內在本質而言都是基督徒。他曾這樣祈禱：「我的基督，如果你願意讓任何異教徒免於你所降的災禍，請你為我選擇柏拉圖和普魯塔克吧，他們 兩個在思想和行為上表現出多麼與你的律法相近啊，也許他們不知道你是萬物的主宰，但是這不更能彰顯你的慈悲嗎？基督，你就是渴望藉此恩寵拯救普世萬民。」 (16)
十一世紀的普謝羅斯同樣對古典作家非常熟悉。童年時他已能背誦〈伊利亞德〉。普謝羅斯勉勵學生們仿效柏拉圖和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 勤奮的榜樣，他自己也勉力學習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和涂西弟德斯的寫作風格。當把他的時代與過去相比較時，普謝羅斯發現在古希臘有全部他 希望在其學生身上看到的美德。他尤其喜愛柏拉圖，有一次他與以前的友人希斐連諾（John Xiphilinos）主教發生爭論，普謝羅斯大聲喊道：「至神聖的宗座和至高的智者：柏拉圖屬於我，他真的屬於我！」(17)
亞納康尼非常肯定古典知識在十二世紀是十分活躍的。她自己本身即對古典知識有極優越的訓練。「我對古典學問並非無知無識，因為我對希臘語文鑽研到精深的程度…我仔細研究亞里斯多德和柏拉圖的對話錄，以學識『四人組』來充實我的心智。」(18) 安娜極其豐富地節錄柏拉圖、德摩斯梯尼、亞里斯多德的話語，其中又以荷馬被引述最多。生活在十二世紀的得撒洛尼的優斯達希斯是理想的希臘基督徒學者，他毫 無疑問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也是一個偉大的古典文學專家，他是研究荷馬的權威，眾所周知，他曾為荷馬史詩寫下了雄偉的評注。拜占庭帝國後期愈發強調古典文 學傳統的重要，而古典文學也早已成為拜占庭教育的基礎。教父們自非基督宗教傳統中獲益良多，「拜占庭學術成就被公認為有效的準則，全賴於審慎合宜地運用知 識的各種來源。」(19)
希臘古典傳統的遺風不只反映在哲學思想或希臘語言的訓練上，也反映在當時世俗的，其至宗教的藝術中。當時拜占庭很風行以神話的場景或富於古典風味的圖像來點綴雙耳酒罐、玻璃吊桶和其他器皿。大理石板和馬塞克地板也描述類同的世俗主題。
古希臘的宗教概念和儀典同樣存留在中世紀的基督宗教內。在古希臘，神祇自由地遊走於歷史和宗教中，這是一種真實的力量。在古代的希臘，宗教在國家和個人日 常生活中擁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例如古希臘神殿中神聖的園林和雕像散佈四處，提醒人們超越界近在咫尺；同樣的，在拜占庭，基督的聖像和聖人們的象徵點綴了 教堂和房屋、國家大樓和城門，終年提醒人們天主和其神聖性無處不在。
古希臘宗教的神秘主義也影響了基督宗教的秘契靈修。在拜占庭時代希臘教父作品中不斷出現的主題就是「神化」（theosis）。在拜占庭神學中，信友最終 的歸向是修得神聖之道（與神結合、天主化），獲得在天主之內永遠的生命（但不是如同泛神論中被神所吸納、消溶）。神化成為救贖的同義詞，救贖意謂人永遠生 活在天主的臨在中；詛咒（damnation）意謂人的生命沒有天主的臨在。對拜占庭神學而言，存有的聖化是藉宗教經驗獲得的。
然而，神化的概念在非基督宗教的希臘思想中並不陌生，但神化的境界不是透過神學獲得，而是透過哲學，透過教育（padeia），也就是透過哲學的修練 （askesis）和理性的成長。對希臘思想而言，哲學是通往聖化的路徑和階梯。柏拉圖曾這樣寫道：正直的人不會被天主忽略，如果人們「實踐善行，便會肖 似神，對人來說是可能的。」這樣的柏拉圖思想迴響在新柏拉圖學者中。亞歷山大的亞摩紐斯（Ammonios of Alexandria）這樣寫道：「哲學有屬於神的相似性，所以哲學使神化對人是可能的。」在第四世紀，哲學家地米斯蒂（Themistios）也聲稱 「哲學就是在人的可能範圍內與天主結合，除此之外，別無其他。」(20)
最後的一點也是很重要的一點。很多圖書館貯藏了多卷希臘古典文學名著，這個事實使人瞭解到希臘古典文學在拜占庭思想發展的存在，以及古典文學對拜占庭思想 的貢獻。例如，475年君士坦丁堡的皇家圖書館擁有120,000卷，包括著名的羊皮紙文稿，一百二十尺長，銘刻了荷馬的〈伊利亞德〉和〈奧德賽〉。這所 圖書館曾被火焚毀，在六世紀時重建。
在八世紀時，大公學院（Oikoumenikon Didaskaleion）的圖書館於726年被燒，失去基督宗教神學和希臘古典學兩個領域「很多優良好書」(21)。 但是拜占庭帝國還有其他國立的、教會隱修院的和私人圖書館貯存了無數古典作家的手稿。它們中不少被毀壞了，不過隨著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悲慘的結局，君士坦丁 堡淪陷於土耳其人手中後，它們大部分便流落西歐。圖書館中保存了希臘文學傳統的遺產，這對拜占庭思想的成長有很大貢獻。索克拉蒂斯（Socrates）這 位四世紀教會歷史學家樣說：
「希臘文學當然不會被基督或宗徒承認為神聖的啟示，不過它也不會全然被斥為有害的。照我所理解，他們這樣做絕不是輕率的。因為在希臘人中有很多哲學家與天主的道理非常相近…基於這些原因，他們的思想慢慢被所有追尋真正虔敬精神的人所用。」(22)
在拜占庭社會中，富裕家庭把教育視為理所當然的。教育同時提供給神職人員和世俗人士，當時既有教會辦的學校和研究院，也有為世俗學子開設的學校和大學；有 政府的或私人的家庭教師，教育資助者包括一般人士和神職人員。拜占庭就算在局勢最壞的時日，也從未失去優先次序的判斷力：圖書館一定與醫院、救濟院、孤兒 院、老人院和其他公共建設一同進行興建。在史料編輯、教會詩歌、禮儀著作、信理和靈修注釋、美術和鑲嵌藝術等領域，均證實拜占庭有傑出的成就。在悠悠十個 世紀中拜占庭思想始終充滿活力，富於變革性和發展性。每一個時期的藝術、音樂、靈修和學識都可以找到舊傳統和新生命的連續性，甚至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後的數 年。
針對政治和軍事的組織和管理，拜占庭帝國在適應和成長上展示了極大的能量。在拜占庭帝國晚期，統治者如約翰八世‧帕里奧洛加斯（John VIII Palaiologos, 1425-1448）鼓吹自由討論和表達意見，推動希臘人行事的方式如委員會、投票和對話，凡此種種皆推翻了人們以為帝國常常施壓約束言論自由的印象。拜 占庭時期的經濟問題、社會利益和管理變革清楚地指出中古希臘世界的內部歷史並沒有一成不變或靜態僵化。可以肯定的是，希臘的思想、文學、歷史和古代文化是 有連貫性的，但中古時期的希臘文明是一個新的綜合體，是富於生命力的有機體，它在多個世紀中迭變，隨著不同的世代、不同的地區呈現不同的樣子。例如，本都 （Pontos, 黑海南岸古國）和伯羅奔尼撒半島（the Peloponnesos, 希臘南部）在文學和文化上都有很強的連貫性，但也有很多相異之處。如同古代希臘一樣，中古希臘文化的特點就是差異性的調和。(23)
希臘語「派地亞」（padeia）一詞同時有文明和教育的意思。當耶格（Werner Jaeger）使用這個詞描述希臘文化的理想時，他指出希臘人相信吾人在文明中的進步不是透過權力或財富，而是透過自我教育。(24) 大家都知道，拜占庭喜歡協商多於對峙，而且他們大部分的戰爭都是防衛性質的。他們不以權力和財富來衡量他們的功績和國際地位，而是以宗教的價值觀和教育。 古代偉大的著作和他們自己的歷史、詩歌、史詩、神學著作、哲學論文和演說稿都是用來教育閱讀者的。拜占庭的人們不是為了他們自己而創作文學和藝術，而是為 了服務人民。因此，最好的古典文學就是為了知識和靈修的需要經基督宗教思想摻合而轉化的作品。拜占庭思想基本上是宗教靈修的思想。
將拜占庭思想定形的著作尚沒有出現。不過，在我的理解裡，拜占庭與文明是息息相關的，而文明主要涉及的不是金錢、權力或財產，而是思想的教育和精神的淨 化。根據這樣的定義，世上最富有的國家，擁有無盡財富和舒適設備的社會，仍可能不是「文明的」。這樣的國家可能是柏拉圖描述的「豬的城市，吃喝、交配、睡 覺直到老死。」(25)
拜占庭文明基本上是宗教靈修的文明，積極地陶冶、教化吾人的品性，並尋求終極的救贖。這個文明的指引原則是，各人盡自己的義務不為不必要的需求擴展他／她 的權力和財富，只求豐富智慧和救自己的靈魂，豐富智慧由古典文學中獲得，救自己的靈魂則在基督信仰中獲得保證。因此，希臘古典人文主義和基督信仰教義是拜 占庭思想兩個最重要的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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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1. Justin, Apologia Ι.46, II.13, ed. Bibliotheke Hellenon Pateron, vοl. 3 (Athens, 1955), 186, 207.
2. Tertullian, De Praescriptione haereticorum VIII. 9-11, ed. R. F. Refaule and P. De Labriolle, Sources Chrétiennes (Paris, 1957), 98.
3. Jerome, Ep., ΧΧII,30.
4. Gregory the Great, Ep., ΧΙ. 34.
5. Venerable Bede, Ecclesiestical History, 4.1, ed. Β. Colgrave and R. Mynors (Oxford, 1969).
6. Gilbert Highet,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8.
7. John of Damascus, De Fide Orthodoxa, PG, 94, 524-5.
8. Basil the Great “Exhortation tο Young Men …” PG 31, 563-590.
9. Socrates Scholastikos, Historia Ecclesiastica, 3.16, PG 67.
10. Steven Runciman, “Byzantium and the Renaissance” Tbe University of Arizona Bulletin, (1970), 506.
11. Anastasios of Sinai, “Questions,” Νο. 3, PG 89, 764.
12. Donald Μ. Nicol, “The Byzantine Church and Hellenic Learning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SChH, 5 (1969), 23-57.
13. D.J. Constantelos, “The Last Phase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Greek Thought and Christian Orthodoxy in the Greek Middle Ages” Alumni Lectures 2. (Hellenic College, Brookline, Mass. 1972), 9-18.
14. J. Μ. Hussey, Church and Learning in tbe Byzantine Empire, 867-1185 (New York, 1963 reprint of 1937 edition), 33-36.
15. John Geometres, “Carmina νaria,” PG 106, 917, esp. poems 13 and 14.
16. P. De Lagarde, Editor, Iohannis Euchaitorum metropolitae (Gottingen, 1882), p. 24; also in PG, 120, Poem 43.
17. Michael Psellos, Epistulae, ed. Sathas, ΜΒ, 5,444 and Hussey, οp.cit., 86.
18. Anna Comnena, Alexiad, Prologue, tr. E.R.A. Sewter, The Alexiad of Anna Comnena (Harmondsworth, 1969), 17
19. Hussey, οp.cit., 106-07.
20. Plato, Republic, Χ.12.613; Porphyry, Isagogen sive V νοces, ed. by A. Busse, Commen. in Artist. Græca IV, pt.III, (Berlin, 1891); Themistius, Orationes quae supersunt 21.32d, ed. N. Schenkl, G.Downey, and A.F.Norman (Leipzig, 1965-74), 43. 6-7.
21. Konstantinos Manaphes, Hai en Konstantinoupolei Bibliothekai (Athens, 1972), 25-31.
22. Socrates Scholasticos, Historia Ecclesiastica, 3.16, PG 67.
23. Cf. J.Μ. Hussey, “Gibbon Re-written: Recent Trends in Byzantine Studies” in Re-Discovering Eastern Christendom, eds. A.N. Armstrong and E.J.Β. Fry (London, 1963), 95-105.
24. Werner, Jaeger,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tr. Gilbert Highet, νοl. 1 (Oxford, 1946), xiii-xxiv.
25. Platο, Republic 372, 4; Gilbert Highet,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οp.cit., 546-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