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第四世紀君士坦丁到第六世紀查士丁尼一世，「普 世國度」的意識形態廣為盛行，認為屬世的國度就是上帝國度的實現；基於同樣的觀點，使得教會和國家成為奮鬥共同體。共同體的核心是皇帝，不只是單純的領導 者，還是上帝在世間的代表。如果拜占庭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皇帝的君主政權就像上帝在天上的一般；因此人民在教會俯伏敬拜耶穌的聖像，在宮廷自然也該朝拜 皇帝。皇宮精緻奢華宛如迷宮般複雜的規模建築、栩栩如生的獸雕、嗓音清麗的鳥兒，都為要彰顯皇帝身為上帝代理人的地位。君士坦丁七世波菲羅根尼蒂斯寫道：「藉 此，我們才能體會造物主在宇宙中巧妙的運籌帷幄，使皇家權力妥善有序的保存。」皇帝在禮拜儀式中得享特殊待遇，他雖然不能主持聖禮，卻可以像祭司一樣在內 殿以雙手領受祝謝過的麵包，以聖杯飲用賜福過的葡萄酒，而不像平常人以湯匙領用聖餐。另外皇帝也能講道，並於某些盛宴中，在祭壇上主禮敬神。現在東正教主 教的祭袍，就曾經是皇帝在教堂所穿的禮袍。 在拜占庭的體制下，信仰和世俗、或教會和國家之間並沒有清楚的分際，兩者皆是共同體的一部份。難以避免的，皇帝開始涉入教會事務，「皇帝兼教皇」、「矮化教會」等控訴也甚囂塵上。雖然教會和國家密不可分，畢竟還是兩種不同的體系，需要密切合作時，神職人員（祭司職）跟王室權力（帝權）各自有習慣的運作模式，兩者之間合諧一致，且不在對方掌控之下。
這就是查士丁尼大帝所訂立法條下的精神，並在拜占庭時代的法律中多次出現。以皇帝約翰堤米斯（John Tzimisces） 的話為例：「我視教會和國家為兩個不同機關，造物主將人民的靈魂託付給神職人員，將人民的身體交管給國家。兩者相輔相成，世界就能繁榮昌盛。」因此皇帝的 任務就是召開宗教會議、使其決議赴諸實行，但他不得逾越權責決定當中決議，因為這是主教的權責–藉由集會確立信仰的內容。這是上帝賦與主教的任務，正如皇 帝是正教的守護者，並不是信仰的闡述者。不能否認的，皇帝時常越權干預教會事務，但當一些嚴重到足以影響核心信條的舉動出現時，教會當局會迅速聲明他們的 自主信念。像是歷來許多皇帝都想破除聖像崇拜，儘管總是遭到教會成功的回絕。在拜占庭歷史上教會和國家密切依賴，但誰也不附屬在對方之下。
今日東正教內外對拜占庭帝國以及拜占庭所表現的基督教體 制，嚴厲批評的聲浪不曾止息。然而拜占庭的信仰完全錯了嗎？他們相信耶穌–那位道成肉身的救世主以自己的寶血救贖全人類，因此得為個人甚至全體社會的靈魂 和組織施洗。他們企圖創造出富含基督精神的政體和日常生活；我們可以說，這正是拜占庭相信並實踐「道成肉身」的具體表現。不過這樣的企圖卻可能暗藏錯誤： 拜占庭視屬世的拜占庭帝國就是上帝的國度，希臘人（或者說羅馬人，這是他們稱呼自己的方式）就是上帝撿選的子民。然而拜占庭帝國顯然離他們自己的理想相當 遙遠，造成的挫敗是相當悲慘的。拜占庭內的詐騙、暴力、殘忍是眾所皆知而無需贅述的。這些都是事實，卻又不是事實的全貌，因為在拜占庭諸多缺點的表象下， 仍存在被聖靈鼓舞的偉大遠景–讓神的國度降臨。君士坦丁堡藉由成為「新羅馬」，其主教的權力因著和皇帝、議會共處一地而大大提升，因此又有「大公宗主教」 之稱。就名義上階級制度的五名宗主教地位而言，他位居第二，上有羅馬主教，下有亞歷山大、安提阿和耶路撒冷的主教；然而實際上後三位主教因為轄區在第七世 紀遭到中東阿拉伯人的佔領而被剝奪所有的權力。因此也只有後來位處東方基督教國家中心，新興的斯拉夫教會能夠挑戰君士坦丁堡的地位。
拜占庭教會和國家獨特的關係在西方常被稱作「政教 合一」，意指國家統治者身兼教會最高領袖。而官方的記載比喻皇帝和主教的統治為「雙頭政治」，就是有雙重權力的政府，好比人的靈魂和身體。實際上皇帝的地 位幾乎高過所有主教，僅有少數幾位主教能在政治上發揮影響力，尼可拉斯米斯提克主教（Nicholas Mystikus, 901-907, 912-925年在位）和聖波里克多主教（Polyeuctus, 956-970年在位）就曾因為皇帝不守教規的行為而將其逐出教會。在信仰和教義的範圍內，皇帝絕對不能強加自身意志，特別是違背教會認知的狀況，這樣的例子在中世紀羅馬屢見不鮮，也反映政教合一在拜占庭並非無限上綱。
查士丁尼大帝在第六世紀建造的聖索非雅大教堂，是當時東正教世界的核心，也是至今最雄偉的基督教建築。根據俄國歷史記載，基輔王子伏拉地米爾（Vladimir）的外交使節在西元987年參訪後回報說道：「我們不知置身於天堂還是地上，但可以確信的是，再也沒有像這樣雄偉壯麗的建築了。」聖索非雅大教堂內禮拜堂獨特的樣式，受到後世其他地方爭相模仿。這種模仿完全出於自發，基於君士坦丁堡在道德及宗教上的威望，因此現在所有東正教教堂都展現出第九世紀拜占庭的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