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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屬靈生命與信仰 Spiritual life and faith

東正教社會倫理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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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人類的生命歷程

聖化我們的靈魂和身體,願我們一生都能在聖潔中敬拜你。

人類在地球上的生命歷程–如果它達到了自然的終點–從子宮里受孕的那一刻開始,從童年延伸到成年,最後在身體死亡的睡眠中達到高潮。但人類生命的階段對每個靈魂來說都是不同的,任何一個人可能走的每條路,無論選擇與否,都會導致神聖或精神奴役的可能性。在每一個生命中,為服務上帝的愛而苦行自我犧牲的機會,以及改造創造的工作,都是獨一無二的。每一個活得好的生命的正確結局是 “面對面看到上帝”(哥林多前書13:12),是神化:”親愛的,我們現在是上帝的兒女;我們將來是什麼樣子還不知道,但我們知道,當他顯現的時候,我們要像他,因為我們要看見他的樣子”(約翰一書3:2)。然而,每個人的人生旅程也被各種誘惑所困擾,尤其是那些只為自己的利益或擴張而不是為表達對上帝的愛和對鄰居的團結而走的道路。教會試圖在這個世界上陪伴基督徒的靈魂,不僅提供咨詢,而且提供實現聖潔的方法。而且,在每一個階段,教會都會提出在基督里生活的不同模式,在尋求天國及其正義的最高使命中包含著基督徒生活的不同使命。

東正教會對上帝形象的尊重,即使是在我們中間最小的人身上,不僅表現在嬰兒的洗禮上,而且還表現在他們被立即接納為聖餐。沒有什麼比這更能肯定基督對他的門徒的指示,即在兒童的天真無邪中找到上帝之國最真實的生活模式了(馬太福音19:14,馬可福音10:14-16,路加福音18:16-17)。基督自己通過母親的子宮進入世界,經歷了嬰兒期和兒童期,智慧和身量都在增長(路加福音2:52)。人類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都因為被上帝的永恆之子承擔而得到了聖化和榮耀;但是,在成為嬰兒和兒童時期的脆弱和依賴的對象時,聖子以非常特別的方式揭示了上帝在救贖工作中自我傾注的愛的驚人的規模。因此,兒童的天真無邪是一種非同尋常的聖潔,是天國的生命親切地出現在我們中間的標誌,必須成為教會不斷關注和努力的對象。對兒童的保護和照顧是任何社會對善的奉獻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指標。正如基督警告我們:”凡使這些信我的小孩子中的一個犯罪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他的頸項上,淹死在深海裡”(馬太福音18:6;參看馬可福音9:42,路加福音17:2)。侵犯兒童純真的罪是特別令人厭惡的一種罪。對上帝的冒犯沒有比對兒童的性虐待更嚴重的了,也沒有比這更讓教會的良知無法容忍的了。基督身體的所有成員都有責任保護年輕人不受這種侵犯,在任何情況下,教會成員在得知任何對兒童的性虐待案件後,都可以不立即向民事當局和當地主教報告。此外,每個忠誠的基督徒都有義務揭露那些隱瞞這些罪行不為公眾所知或使其免受法律懲罰的人。任何牧師都不應該對這種罪行的肇事者給予赦免,直到他或她向刑事起訴投降。教會還被要求努力保護全球的兒童,即使在一個兒童死亡率和疾病在全球範圍內下降的時代,他們在許多地方仍然遭受戰爭、奴役、貧困、童工,以及(在年輕女孩的特殊情況下)包辦婚姻,往往成為童養媳。只要這些情況在世界任何地方持續存在,教會就不能停止努力,通過呼籲政府當局,通過慈善援助,通過協助收養制度,以及通過為這些小傢伙辯護來結束這些情況。教會也有責任在各地工作,以普遍改善那些無法獲得清潔水、良好醫療照顧、疫苗接種和其他基本必需品的地方的兒童狀況。教會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停止向所有兒童表明他們被上帝認識和愛護,也不能不頌揚童年的特殊魅力:自發的快樂、好奇心、想象力和信任。事實上,正如基督所教導我們的那樣,成年人應該學習模仿兒童的這些自然天賦。”凡虛心像這孩子的,在天國里是最大的”(馬太福音18:4)。

在我們的時代,孩子們在清醒的時候會接觸到大量的電子設備和大眾媒體,這些設備和媒體在很大程度上致力於促進不懈的物質獲取,這是前所未有的情況。正如全能牧首巴塞洛繆在他2016年的《聖誕宣言》中所說的那樣。”孩子的靈魂被電子媒體,特別是電視和互聯網的有影響力的消費所改變,被通信的徹底轉變所改變。無節制的經濟使他們從小就變成了消費者,而對快樂的追求則迅速使他們的純真消失了”。教會和父母必須永遠記住,慾望是在童年形成的,性格也隨之形成。讓孩子們沈浸在一個轉瞬即逝的物質主義魅力和微不足道的物質慾望的世界中,使他們更深層次的愛、無私、敬畏、慷慨、在簡單事物中的快樂和對個人財產的漠不關心的能力得不到發展,這是一種嚴重的失職行為。基督號召他的追隨者模仿兒童的無害,但晚期現代資本主義文化的大部分內容恰恰試圖剝奪兒童的這一寶貴美德,並將他們轉化為純粹貪婪的渴望的引擎。保護兒童免受這種對其受造天性的深刻扭曲,是大眾傳播時代成年基督徒必須承擔的最緊迫責任之一。聖約翰-金口建議父母為孩子充當 “感官的守門人”。 金口明確指出,守門人不是暴君;但是,通過控制孩子接觸世界的機會,守門人賦予他或她在以後的生活中管理自己的慾望的能力。鑒於我們的感官會完全被現代大眾媒體的喧囂和奇觀所淹沒,這種把關的作用在今天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

在大多數前現代社會中,童年時期直接被成年時期所取代,在大多數情況下,成年時期是一種勞動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越來越多地認為童年和成年之間的過渡是一個中間時期,而且不一定是一個短暫的時期。例如,許多年輕的成年人在脫離他們的童年家庭,踏上獨立的道路以確定他們的使命之前,已經等了一段時間,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在結婚、生孩子和建立自己的家庭之前,等待的時間甚至更長。與所有大型社會變革一樣,這一現實既帶來了特權,也帶來了危險。允許年輕人有更長的時間來辨別他們自己獨特的天賦和職業的主要好處是,它使他們從對注定的職業的巨大感覺中解放出來。主要的危險是,在一些人身上,這個決定期將成為優柔寡斷的習慣,甚至是拖延,因此不自然地延長了依賴性、不成熟和不確定的狀況。在此,教會必須準備好向年輕的成年人提供咨詢和鼓勵:敦促他們帶著信仰進入生活,但也要謹慎和祈禱地這樣做,認真尋求發現天主賦予他們的特殊恩賜,以改造墮落的世界,並在其他人中服務天主的正義和憐憫。教會必須敏銳地意識到,正是在人類生命的這一階段,性行為和性渴望的形態成為特別關注的問題,而且在許多情況下成為令人驚愕甚至困惑的原因。這本身並不是人類的新情況,但我們的時代,性已經成為被消費主義的邏輯和市場的動力所殖民的另一個生活領域。事實上,性在今天已經成為一種消費策略或消費品–它的流動性和普遍性很誘人–就像人類人格的一個固有維度一樣。教會和教友團體必須向年輕的成年人提供一個性關係的願景,即:通過神聖的婚姻使身體、思想和精神的親密結合,並使之神聖化。身體是 “聖靈在你們裡面的殿”(哥林多前書6:19),甚至在性方面也被要求表現出上帝居所的聖潔性。

我們生活在一個時代,性行為越來越被理解為個人的命運,甚至是私人的事情。現代世界的許多政治和社會辯論都是圍繞著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和其他性 “身份 “的不同要求和需要展開的。誠然,作為一個簡單的生理和心理事實,個人性渴望的性質不僅僅是關於這些問題的私人選擇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肉體和心靈的許多傾向和渴望與我們一起來到這個世界,並在我們很小的時候就被滋養或挫敗,被接受或阻撓。此外,必須考慮到任何人的基本權利–任何國家或民事當局都不得冒然侵犯–不因他或她的性取向而受到迫害或法律上的不利。但教會認為人的身份主要不在於一個人的性行為或任何其他私人品質,而在於存在於我們所有人身上的上帝的形象和樣式。所有基督徒都被呼召始終在對方身上尋求上帝的形象和樣式,並抵制對鄰居的一切形式的歧視,無論性取向如何。基督徒被呼召過性生活,無論是在婚姻內還是婚姻外,正是因為性生活在被創造的秩序中是神聖的。但基督徒從來沒有被召喚去仇恨或蔑視任何人。

當一個東正教的基督徒進入成年,他或她將開始遵循三種可能的道路之一:婚姻生活、修道院生活或單身生活。雖然這三條道路在表達方式上可能有所不同,但它們在本質上共享基督教的召喚,即徹底接受愛和分享。傳統上,東正教傾向於只承認兩種狀態–修道者和已婚者–但如果教會不承認,雖然單身生活在前幾代人中非常罕見,但現代的文化和社會變化已經使它變得相當普遍,這將是對牧民責任的嚴重失職。有些人在他或她的一生中可能會踏上一條以上的道路;例如,一個喪偶的男人或女人可能會選擇修道的誓言。然而,對大多數人來說,只有一條路可走,正是在這條路上,他或她被召喚去服務上帝的國度,尋求與上帝的結合。在早期教會中,享有最高敬意的是獻身的處女之路(後來成為修道的做法)。但教會也逐漸將婚姻理解為一種聖事,甚至譴責對婚姻的敵意。在教會歷史上的許多時候,婚姻生活與修道之間存在著某種緊張關係,至少在相對的精神價值方面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這是早期、前基督教對婚姻的理解造成的;然而,這也是不幸的現實造成的,直到最近在東方基督教傳統中,關於這些問題的精神教義主要是由沒有婚姻生活經驗的獨身主義者提出的。現在是時候把這些有害的偏見放在一邊,承認婚姻不僅僅是一種文化制度,也不僅僅是繁殖和保存人類的一種手段。如果這就是婚姻的全部,聖經就不會用婚姻的意象作為描述基督和他的教會的聖事和末世論結合的主要手段。根據經文,基督在迦拿的婚宴上向他的追隨者保證了他事工的第一個神性標誌。相比之下,獨身生活在《新約》中最多只具有實用價值。婚姻是愛的聖事,或者說人類的愛被提升到聖事的世界。它是唯一涉及兩個人自由和平等地被上帝綁在一起的聖事。神秘的是,男人和女人,丈夫和妻子,成為一體,正如婚姻儀式上所說的:”使他們心心相印;使他們合而為一”。教會把婚姻制度–以前主要是從所有權和法律角度理解的關係,主要涉及家庭和家族經濟–轉變為人與人之間不可分割的紐帶,神秘地象徵著基督對其教會的愛。這是一種紐帶,除其他外,它使人的本性的全部果實在一個單一的共同生活中呈現。因為,雖然上帝的全部形象分別居住在我們每個人身上,但 “人性的形象 “在我們身上被分為男人和女人。這也是一種紐帶,它將以前獨立的個人精神努力交織成一個共同的使命,以改變墮落的世界,並在基督里踏上通往神化的道路。當然,我們今生的任何一項愛的工作都不是孤立進行的;每一項工作都必然涉及到遠離自己和面向鄰居的方向。但是,在婚姻的背景下,”鄰居 “這個概念有了新的含義,因為婚姻生活涉及到兩個人一起進入一個單一的苦修課程,在這個課程中,他們必須為對方犧牲,作為一個單純的日常存在問題,並且必須彼此服從(以弗所書5:21)。從某種意義上說,丈夫和妻子成為夫妻一體,正如創世記2:24所說的和基督所肯定的那樣。”‘為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所以他們不再是兩個人,而是一個肉體”(馬太福音19:5-6;馬可福音10:7-8)。

今天,越來越多的東正教婚姻包括一個非東正教基督徒的配偶。這些結合可能涉及到與兩個東正教配偶所遇到的非常不同的挑戰,但它們也應該被理解為構成一個共同的努力,以實現世界的轉變和與上帝結合。隨著東正教會發現自己處於人口日益多樣化的土地上,東正教和非東正教之間的婚姻肯定需要教會給予最細緻的牧養關注,正如神聖大公會議題為 “婚姻聖事及其障礙 “的文件中所述。”以人類的救贖為目標,每個獨立的東正教會的聖會必鬚根據神聖教規的原則,本著牧民的辨別力,考慮對婚姻障礙行使教會權力的可能性。” 雖然我們與使徒保羅的時代相隔20個世紀,但我們的情況可能與哥林多基督徒社區的情況沒有什麼不同,他就這個問題向他們發出指示。”因為不信的丈夫是因妻子而被獻身,不信的妻子是因丈夫而被獻身”(哥林多前書7:14)。

所有的婚姻–無論配偶是東正教、非東正教,還是兩者都是–都被罪的影響所破壞。正因為它是一個承擔巨大責任、情感承諾和親密關係的地方,家庭也是一個可能發生最令人震驚的精神、身體、性和情感虐待的地方。東正教會認識到,在一個功能失調的家庭中,成年人的主要道德責任是保護家庭中最脆弱的成員,並承認在許多情況下,只有結束婚姻才能保證每個人的身體安全和精神健康。在我們這個破碎的世界上,生活中一個可悲的現實是,婚姻生活有時破裂得無法修復。在一個非常真實的方面,離婚不僅僅是我們作為墮落生物的破碎的後果;它是它的一個明顯的生動表現。但是,離婚並不排除有關各方愈合的可能性,或關閉他們的神化之路。因此,教會也允許再婚,儘管在其第二次婚姻的儀式中承認這是一種調和,而不是一種理想。第六屆大公會議建議離婚和再婚者在重新接受聖餐之前要有多達七年的懺悔期(教規37),儘管大公會議在Trullo對這一規定進行了補充,即在配偶一方被另一方拋棄的情況下,被拋棄的一方可以完全放棄懺悔(教規87)。基於這些理由,出於對照顧社區的神職人員的牧養和父愛關懷,大公教會最近進一步考慮了有關離婚神職人員再婚的教規的例外。不過,總的來說,沒有任何一條與教會懺悔和解的規則被普遍實施過。鑒於每個人的獨特性和每段婚姻的獨特性,教會必鬚根據每個人的特殊情況,為離婚者提供富有同情心的建議。

結婚儀式包括許多為最終生兒育女的祈禱,包括詩篇作者的祈禱,即新婚夫婦將活著看到他們 “孩子的孩子”。豐富婚姻所創造的新家庭的孩子,有些可能是夫妻性結合的成果,有些可能是收養的,還有一些可能是寄養的;但所有的孩子在家庭的聖殿和教會的身體中都同樣受到歡迎。父母的身份是一個獨特的特權象徵,象徵著愛的轉化能力,也象徵著上帝對他所造之物的愛。此外,孩子的祝福帶來了整個家庭的使命,即創造一種政體,一個象徵著被救贖的創造物的微觀世界,因此也是一個對其周圍以外的人進行接待的地方。此外,雖然真正的愛總是富有成果的,但這種富有成果的表現不僅僅是通過孩子;它還可以通過聖靈的各種恩賜表現出來:通過好客,通過服務,以及通過無數種共同的創造性努力。然而這一切都不容易實現。孩子是一種光榮的祝福,但在墮落的世界里,每一種祝福都被亞當和夏娃的詛咒所困擾。為人父母也是一個苦行的領域,不僅因為父母必須為子女的利益犧牲自己的利益(這本身可能是一個巨大的喜悅),而且因為父母還必須忍受子女的痛苦、恐懼和悲傷,或者有時承認自己在撫養子女方面的失敗;有時,像聖母自己一樣,父母必須忍受失去兒子或女兒的痛苦,這是比生命所能帶來的任何其他痛苦都大,它像一把劍刺入靈魂(路加福音2:32)。當然,在理想的情況下,父母雙方在養育子女的整個過程中都會在場;但有時由於死亡、離婚或其他不幸,任務就會落在父母一方身上。在這種情況下,教會有特殊的責任,作為基督身體的家庭,要給予安慰和支持–物質的、情感的和精神的。此外,教會應將洗禮的聖禮擴大到所有兒童,無論他們是以何種方式受孕或被收養。

不是說在神聖婚姻中結合的男女只有在生孩子時才成為 “一體”,即使(從歷史上看)這可能是《創世紀》中使用的這個詞的主要內涵。從很早以前開始,東正教傳統就肯定了教會所祝福的每一樁婚姻的神聖完整性,即使是那些沒有產生後代的婚姻。正如聖約翰-金口所言:”但假設沒有孩子,他們還是兩個人而不是一個人嗎?不;他們的性交使他們的身體結合在一起,他們成為一體,就像香水與軟膏混合一樣。”當然,教會預計大多數婚姻都可以受孕;但它也明白,在有些情況下,精神、身體、心理或經濟障礙的出現,使得延遲或放棄生育是明智的,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是這樣。東正教並不反對在婚姻生活中使用安全和非墮胎的避孕藥具,不是作為一種理想或永久的安排,而是作為對必要性的臨時讓步。夫妻的性結合是一種內在的好處,有助於加深雙方對對方的愛和對共同生活的奉獻。同樣地,教會不反對使用某些現代和仍在發展中的生殖技術,以幫助那些熱切渴望孩子,但沒有援助就無法受孕的夫婦。但是,教會不能批准導致銷毀 “超生 “受精卵的方法。評估任何特定的生殖技術是否合法的必要試金石必須是每個人的生命都有不可剝奪的尊嚴和無可比擬的價值。隨著這一領域的醫學科學不斷進步,東正教基督徒–無論是普通信徒還是神職人員–都必須在每一次出現幫助夫妻懷孕生子的新方法時參考這一試金石,還必須考慮這種方法是否尊重夫妻雙方的神聖關係。

東正教傳統在報喜節慶祝基督在母親的子宮中受孕,在探訪節回顧施洗約翰在母親的子宮中因聽到懷孕的聖母的聲音而高興地跳躍。我們每個人在子宮里就已經是一個靈性的生物,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形成的人,被創造出來在上帝的面前歡欣鼓舞。因此,從第一代基督徒開始,教會就痛恨選擇性墮胎這種殺嬰行為。早在第一世紀記錄教會做法和教規的《聖訓》中,反對墮胎就是新信仰的一項明確原則, 這項原則與反對暴露嬰兒和死刑一樣,表明基督教的信仰反對剝奪人的生命,即使在異教文化認為這是合法甚至必要的情況下。一個人不僅僅是一個物理過程逐漸出現的結果;生命從受孕的那一刻開始。因此,一個孩子從那一刻起就絕對需要我們的道德關懷,基督徒被禁止在人類發展的每個階段流淌無辜的血液。當然,教會認識到,懷孕往往是由於貧窮、絕望、脅迫或虐待而終止的,它試圖為那些屈服於這些可怕壓力的人提供一種和解的方式。然而,由於墮胎行為在客觀上總是一個悲劇,一個奪去無辜人生命的悲劇,和解必須包括承認這一事實,然後才有可能完全懺悔、和解和治癒。此外,教會必須在任何時候都準備好–因為它真正希望確認每一個生命的善良–來幫助那些意外懷孕的婦女,不管是由於強姦還是自願的性結合,也要來幫助那些遭受貧困、虐待或其他不利條件的孕婦,在懷孕期間和懷孕後為她們提供物質和情感支持、精神上的幫助以及上帝之愛的一切保證。

在東正教的結婚儀式中,教會祈禱新婚夫婦 “因看到兒子和女兒而高興”。這樣預期的喜悅是無條件的;它不僅是由嬰兒或符合特定標準的健康兒童引起的。所有的孩子都被上帝所認識和喜愛,都是他的形象和樣式的攜帶者,都應得到同樣的尊重、敬畏和關懷。在教會的眼中,我們每個人都是按自己的身份出生的,”這樣上帝的作為就可以在身上體現出來”(約翰福音9:3)。因此,東正教會不承認合法地採用優生終止新的人類生命;它歡迎每一個能夠保護和改善受疾病和殘疾困擾的兒童的生命的新醫學進展。然而,教會承認,在某些懷孕過程中,會出現悲慘和無法解決的醫療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未出生的孩子的生命無法在不嚴重危害母親生命的情況下得到保存或延長,而唯一的醫療補救方法可能導致或加速未出生的孩子的死亡,這與父母所期望的完全相反。在這種情況下,教會不能假裝有能力知道每一種情況下的最佳處理方式,必須將此事推薦給父母和他們的醫生以祈禱的方式進行審議。然而,它可以提供建議,以及為所有涉及的生命的癒合和救贖禱告。此外,教會對因流產和死產而在子宮內喪失生命的現象表示遺憾,認為這些經歷對家庭來說是特別強烈的喪親之痛,它必須修改那些建議不這樣做的祈禱,並上升到失去懷孕所需的敏感和愛的牧靈關懷。

基督徒穿越這個世界的另一條道路是修道生活。自教會成立之初,男人和女人就聚集在一起,追求祈禱的生活,並在不同程度的社區或隱居中這樣做。通過部分或全部脫離社會,他們提醒自己和他人,上帝的國度不屬於這個世界。正如每一個基督徒所要做的那樣,他們以預言的方式回顧並堅持不懈地提醒我們,”我們仰望那將要來的城”(希伯來書13:14),”期待著……未來時代的生活”(尼西亞信條);但他們是以一種特殊的魅力和非常特別的強度來這樣做的。他們從普通的社會商業中退出,有時似乎與愛鄰的戒律相矛盾;但上帝的恩典所帶來的每一個變化,即使是在心靈的隱秘處,也會使整個宇宙受益。阿湯哥的聖西魯安說:”為他人祈禱就是流血。”而修道院往往也為更大的世界服務,準備了一個遠離塵世煩惱的地方,然後封閉的地方可以經常歡迎教友,以便為他們提供精神指導和避開普通生活的麻煩和誘惑的時期。這不僅僅是物質上的款待;用聖瑪麗亞-斯科布佐娃的話說:”如果有人用他的精神世界轉向另一個人的精神世界,他就會遇到一個令人敬畏和鼓舞的奧秘…。他接觸到了上帝在人身上的真實形象,接觸到了上帝在這個世界上的化身,接觸到了上帝的化身和神性的神秘的反映。”此外,修士的獨身主義並不意味著對婚姻生活中應有的性結合的詆毀。相反,它構成了一種特殊的慈善和寬恕的行為。修道院的生活始終是一種感恩的行為,因此以定期舉行聖餐儀式為中心。它也是一種共同慷慨、共同祈禱和相互寬恕的集體紀律。這樣,修道士的生活預示著上帝的國度,也許並不比基督教家庭的生活更真實,但卻是以一種獨特的模式,根據一種非常特殊和神聖的集體自我放棄的形式。它絕不是可以簡化為單純的自我服務的內斂或自我中心的孤立。雖然修士不像已婚人士那樣在聖事上和精神上與一個人結合,但修士確實經歷並表達了深刻的個人愛,指向他人和上帝。”聖約翰-克里馬庫斯說:”真正的修士為他每個兄弟的罪孽而哭泣,為每個人的進步而歡欣鼓舞。

第三條人生道路,即既不結婚也不出家的成年人,有時是有意識地選擇的道路,是出於個人特有的各種原因而採取的,但在其他時候,則僅僅是一個環境問題。某些人既沒有被召喚到修道院生活,也沒有能力或傾向於找到配偶。然而,這些人不失為基督身體整個家庭的一部分,也不失為對世界的聖化作出貢獻的能力。事實上,他們往往擁有特殊的天賦,即辨別力、個人修養和靈性洞察力,而這些天賦是沈浸在家庭生活的日常事務中的人無法輕易培養的。在任何情況下,所有單身的平信徒都被呼召過同樣的慈善生活,並享有作為上帝愛子的同樣尊嚴。然而,教會必須認識到,這往往是一個多麼困難的使命。已婚者可以依靠他或她的配偶來支持,修道者可以依靠他或她的同伴放棄。單身的平凡人往往沒有人可以依靠,這一點是可以比較的。在許多單身生活中,神聖的友誼是精神安慰和力量的源泉;但它不一定足以減輕那些踏上這條特殊道路的人的孤獨感。在這裡,東正教傳統提供的傳統和牧養資源有些匱乏;但是,隨著單身教友人數的不斷增加,教會必須尋求發展適合他們需要的牧養方法。

成年的所有道路對每個人都是平等開放的,在每一條道路上,東正教會都肯定了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樣式創造的每個人的完全平等和尊嚴。雖然教會承認男人和女人有不同的生活經歷,並以不同的方式體現了人性,但它必須拒絕任何關於一個人在精神尊嚴上超過另一個人的說法。正如聖巴西爾在談到男人和女人時指出的那樣 正如聖巴索爾對男人和女人所指出的:”本性是一樣的榮譽,美德是一樣的,鬥爭是一樣的,判斷也是一樣的。” 正如聖格雷戈里神學家所肯定的那樣 “男人和女人的造物主是一樣的,對他們兩人來說,有相同的泥土、相同的形象、相同的法律、相同的死亡和相同的復活。” 也就是說,男女在幾乎所有生活領域的不平等是我們墮落世界的悲慘現實之一。事實上,雖然東正教會在教義和神學上一直認為男女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它並不總是嚴格地忠實於這個理想。例如,教會在她的祈禱和聖餐實踐中長期保留了對婦女身體的純潔和不純潔的古老和基本的迷信偏見,甚至允許儀式上的不純潔的想法附在分娩上。然而,任何通過祈禱和禁食為聖餐做好準備的女基督徒都不應該被阻止接近聖杯。教會還必須繼續關注聖靈對婦女事工的提示,特別是在我們這個時代,教會生活中許多最關鍵的職位–神學家、神學院教授、教士、朗讀者、唱詩班主任以及任何有利於信仰團體的職業的專家–都由越來越多的婦女擔任;教會必須繼續考慮婦女如何能最好地參與建立基督的身體,包括為今天更新女性執事的次序。

這些人生道路中的每一條都有其獨特的階段;但所有的道路都會在老年和死亡的最後階段結束–除非它們被過早地排除在外。信仰團體中的老年人值得信徒們特別敬重,因為他們獲得了智慧,並在信仰上表現出堅韌不拔的精神。然而,隨著他們的年齡增長,他們變得越來越容易受到疾病和殘疾的影響。即使是這種挑戰也能為那些年老的人和他們的照顧者提供一個加深謙卑和信仰成長的機會;但這也是基督身體其他部分決不能逃避的責任。而且,在現代世界中,這給許多社區帶來了特殊的困難和要求。現代社會似乎越來越沒有時間陪伴老人,而且似乎更傾向於把他們送到看不見、摸不著的護理機構。在晚期資本主義世界中,曾經被認為是可敬的東西的老年往往被視為一種尷尬,而老年人則是一種負擔和麻煩。東正教會教導說,人與生俱來的精神尊嚴是沒有限制的,無論身體或心靈如何被歲月折磨。教會必須要求任何公正的社會為老年人提供足夠的服務,並確保他們不會受到忽視、虐待或貧困。教會還要求信徒團體盡一切努力照顧最年長的成員並向他們學習。

人類生命的每一條道路都遲早會在地球上到達終點。在聖約翰-金口的神聖禮儀中,教會將 “我們生命的美好、基督教式的結束 “定義為 “和平、沒有羞恥或痛苦”,並祈禱所有的基督徒都能知道它是這樣。在其他的禱告中,它表達了希望臨終者可以安全地離開這個生命,因為他們是被珍惜的,因為即使是麻雀也不能在上帝看不到的情況下掉下來(馬太福音10:29)。死亡本身就是一個可怕的前景,是上帝在基督里征服的敵人,但在王國的這一邊,他仍然會來抓捕我們所有人。有時,它的到來會讓人感到絕望。在其他時候,我們中的一些人出於更深的絕望而逃向它的懷抱。自殺在東正教會中一直被理解為一場悲劇,是對人的尊嚴的深刻侵犯。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人們對精神疾病和情感脆弱的進一步瞭解,教會越來越多地承認,自殺通常涉及 “精神和/或生理因素,大大損害了一個人的理性和自由。”既然如此,基督徒的愛決定了教會不應推定地拒絕為一個自殺的人舉行葬禮和全套服務,信徒們也不應將自殺死亡的人視為自願和有意識地拒絕上帝的人。這是一個神聖的經濟和憐憫告知聖事和牧民經濟的案例。在這裡,傳統的古老偏見應該被現代卓越的診斷和治療發現所糾正。不過,自殺永遠不能成為解決世俗痛苦的可允許的方法。即使對那些忍受可怕疾病的人來說,也不能加速死亡,無論這樣做看起來多麼仁慈;上帝的形象即使在這個世界的最後日子里也是不可侵犯的。安樂死與基督教的生命觀格格不入。儘管如此,對於那些瀕臨死亡的人來說,完全可以拒絕非同尋常的醫學治療和技術,這些治療和技術可以人為地延長身體的生命,遠遠超過身體自然放棄精神的時間點。基督徒沒有義務出於對不可避免的事情的恐懼而延長肉體的痛苦,也沒有義務超越理性地堅持這個世界。在上帝的恩典下,死亡是不需要害怕的。東正教會安慰那些哀傷的人,與那些親人離開人世的人一起悲傷,並為死者祈禱;但更重要的是,東正教的基督徒 “期待著死者的復活和未來時代的生活”(《尼西亞-康提諾爾信條》)。我們期待著我們今生的苦修鬥爭在來世結出最後的真正果實,期待著我們改造世界的所有努力在更新的創造中得到實現,期待著我們的神化歷程隨著我們 “從榮耀到榮耀的轉變”(哥林多後書3:18)而進入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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