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被俘的教會
奧特曼帝國的攻取
君士坦丁堡於1453年 的淪陷是基督宗教的大悲劇。對東方基督宗教來說，無疑是一個災難。在奧特曼帝國的征服行動中，整個東方教會，包括近東地區和巴爾幹半島，便與西方教會隔 絕。接下來的四百年，東方教會被禁錮於敵對的伊斯蘭地區內，彼此之間在宗教和文化上都沒有共通點，惟獨俄羅斯正教能避過這個命運。在地理和文化上的隔離說 明了部分原因，為何正教無法介入十六世紀在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難怪這個重要的神學辯論對正教而言有點失真，因為他們從未參與其中。除了這份隔離之外，奧 特曼帝國統治的後果使得這時期的正教教會歷史不論從那個角度都顯得蒼白凄清。
在伊斯蘭統治下的宗教權利
從拜占庭文化的灰燼中冒起的新奧特曼政府其實既不原始也不野蠻。伊斯蘭教不特別承認耶穌是大先知，也包容基督徒，視他們同為另一族的聖書子民。在這個情形下，教會並沒有滅亡，其法典和正統的組織也沒有中斷，整個管理制度仍舊運作無礙。征服者穆罕默德（Mehmet the Conqueror）容許教會選任新的宗主教Gennadius Scholarius。雖然作為基督教堂近千年的哈雅索斐大教堂（Hagia Sophia）和帕台農大殿（Parthenon）， 被改變為清真寺，不過在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地方仍有無數聖堂保留在基督徒手中，而且，令人驚訝的是宗主教和聖統制的地位不斷鞏固，權力不斷增加。在奧特曼國 土內，不論在國家和教會，主宗教都擁有管理基督徒的權力，因為伊斯蘭法律在國家和宗教之間沒有區分的，所有基督徒不論語言和國籍都被視為同一族群。作為聖 統制最高首長，宗主教便被賦予國家和宗教的權威，並成為整個基督正教人口的首領。也就是說，所有在奧特曼境內的正教教會都隸屬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權威和 管轄區都不斷擴大。
不過，這些權利和特權，包括敬拜禮儀和宗教組織的自由，與現實生活沒有產生多少關切性。宗主教和教會的法律特權是蘇丹和高門（Sublime Porte） 一時的仁慈之念，其實所有基督徒只被視為二等公民，土耳其的腐敗和暴行並不是神話，毫無疑問地，被判為「離經叛道」的基督徒對此最清楚不過，以及尚未被公 開承認的基督徒集體遭受迫害事件都是重要的證明。最令人難過的是，教會不能為基督作見證，在穆斯林中的傳教工作是很危險的，也是不可能的，但反過來，歸化 伊斯蘭教卻是完全合法和被允許的。另一方面，任何人若歸化伊斯蘭教後又重回正教將處以死刑。在如此困厄的處境中，根本不可能興建新的教堂，甚至敲響聖堂的 鐘聲也不允許的。此外，聖職人員和基督徒的教育和訓練要不完全停頓，便是只能提供最基本的。
腐敗的結果
土耳其 政府的腐敗也影響了教會。宗主教的職位通常賣給出最高價錢的人，同時新宗主教授職儀式中也要支付給政府大筆費用，為了彌補這些損失，宗主教和主教便向教區 和神職人員課稅。但宗主教的寶座並不穩固，在十五至十九世紀間只有少數宗主教於在位時自然死亡，據文獻記載，很多宗主教被迫辭職、放逐、處以絞刑、溺斃、 被毒殺。宗主教的職位不穩固，同樣聖統制也是。宗主教額我略五世在1821年復活主日被處以絞刑於主教府的大門，同時有二位都主教和十二位主教被處決（現今該門在聖額我略紀念日仍舊關閉以表追悼之意）。以上的陳述，雖然簡短，但足以表達東方基督宗教在奧特曼統治下遭受迫害、腐敗和屈辱的情況，再加上1917後大部分正教教徒生活在好鬥的共產無神論之陰影下的悲慘命運，總括而言，我們約莫可以理解在最近五百年東方基督宗教的紊亂和苦難狀況。在這段日子，西方基督徒面對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和西方社會世俗化等重大問題，相形之下，正教的情況便遭到忽略。
羅馬教宗和正教
現在讓我們談一下來自羅馬的改宗壓力。這個現象的證據很多，有些特別的學校，如羅馬的聖大納修學院（1577年開辦），專門訓練傳教士往東方鼓吹正教教徒改宗的活動，羅馬這種活動的網絡也函括斯拉夫正教地區。天主教波蘭統治者以及波蘭和立陶宛的耶穌會對法律上屬君士坦丁堡的正教教區的壓力是眾所周知的。承認羅馬教宗的烏克蘭正教教會（Uniat Ukrainian Church）的成立一部分原因是由於1596年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聯合教會（Union of Brest-Litovsk）的壓力所致。以整個歷史情形而言，面對強勢的羅馬天主教拓展行動，正教教會可以說是無計可施。
正教教 會被迫生活在這樣屈辱的限制約束下直到十九世紀初，在這段歷史中，宗主教的角色有決定性的意義。拜占庭時期君士坦丁堡崇高的地位，使它的主教獲得僅次於羅 馬的等位，但也是造成與羅馬分離的原因。另一方面，由於羅馬之缺失，使君士坦丁堡在其他東方宗主教教區中獲得無可爭議的首席職分，君士坦丁堡成為正教的宗 座。在奧特曼總督制的運作中其版圖不斷擴大，大部分正教團體都隸屬君士坦丁堡的管治。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如何成為正教的大主教當然是正教教會歷史中重要的 主題，但在十九世紀好戰的國家主義影響下產生了重大改革，雖然宗主教的崇高地位並沒有改變 － 依舊擁有正教的首席權 － 它的地域疆界卻縮減了不少，這是在奧特曼統治下各個正教國家竭力爭取自由的結果，新建立的獨立國家不能隸屬宗主教的管轄，因為宗主教仍在敵對的異邦 － 奧特曼國境內。
君士坦丁堡和現代國家教會
其中一個最早受法國大革命震撼性的觀念影響而成立的國家是希臘；它是第一個脫離土耳其的枷鎖，在本世紀初獨立的國家，不久，主教團宣佈希臘教會獨立，新的希臘政權不能由宗主教領導，事實上，希臘的獨立狀態在1850年已被君士坦丁堡承認，它可以選出自己的領導者。今天希臘教會由雅典總主教領導的主教團管理。亞陀斯聖山和克里特島的半自治教會則仍屬宗主教管治。但是，塞蒲路斯島獨立於君士坦丁堡和希臘教會，它由第三屆大公會議（431年）開始已是自治狀態，之前它隸屬安提約基教區，如同希臘一樣，這個古老的教會是由以一位總主教為首所組成的主教團所管理。
奧特曼的總督制度使斯拉夫教會宗主教教區隸屬君士坦丁堡的管轄，它們失去其宗主教教區的地位，這樣的從屬關係並不受歡迎，一旦政治上獲得自由，獨立的國家教會便成立起來。在土耳其時期失去了宗主教教區地位的西伯利亞教會於1879年獨立，1922年君士坦丁堡承認其大主教為宗主教。今天僅次於蘇聯的最大自治教會羅馬尼亞於1885年宣佈獨立，並於1925年成為宗主教教區。保加利亞教會於1860年宣佈獨立，但直至1945年才獲得君士坦丁堡的承認，索非亞都主教於1953年獲得宗主教的資格。位於土耳其教會外的蘇俄於1589年已獲君士坦丁堡承認為宗主教教區，但後來被廢止，不是由於君士坦丁堡，而是因為彼得大帝在1721年以一個主教團取代了主宗教的管治權，這個主教團的管治期直至布爾什維克革命時才結束，並重獲宗主教教區的地位（1917年），今天蘇俄教區名列第五位，排在四個古老的宗主教教區之後：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安提約基及耶路撒冷。
古老的宗主教教區
當奧特 曼帝國瓦解後，近東的古老宗主教教區也得到較大的自由。在土耳其征服時期，它們常受到君士坦丁堡的影響，盡管第五世紀時埃及犯了過失，（它拒絕接受第四世 紀大公會議的結果，並成立國家性的科普特教會）亞歷山大宗主教仍舊存在。宗主教古老的名號依然是「教宗和宗主教」，這個證據有力地說明了「教宗」的任命在 教會內並不是羅馬主教所獨有的。今天，這個宗主教教區的宗主教和神職人員都是希臘人，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它的管治權擴及整個非洲大陸所有的正教教徒，現在 烏干達的正教教會非常蓬勃。安提約基曾是羅馬帝國最大的城市，現在名列五個古老宗宗教教區第三位，僅次於君士坦丁堡，其教區包括生活在敘利亞和利比亞使用 阿拉伯語的正教教徒，直到十九世紀它的宗主教和主教都是希臘人，但由1899年開始便由阿拉伯人擔任。耶路撒冷自五世紀開始便是獨立的宗主教教區，與安提約基不同，它的宗主教是希臘人，雖然大部分的信徒是阿拉伯人，這個可敬的宗主教是聖地的保衛者。整體而言，這些古老的宗主教教區都曾受到伊斯蘭教的侵害。
新的結構
在十九 世紀的發展中，君士坦丁堡所有的權威已不再建基於廣大的教會管治權之上。在過去一個半世紀，它的領土和信徒都被奪走了，希臘和巴爾幹半島已不再屬其管轄， 而土耳其境內東亞細亞的正教團體也消失，今天宗主教的羊棧僅剩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正教教徒，因此，宗主教教區的地位主要是來自於其大主教的身分，而不是地 域上的管治權。今天的正教，如同古代教會，本質上是一個離心的體系，包括四個古老宗主教教區和無數地方和國家教會，它們大部分都是完全獨立自治的。正教教 會團體非常清楚的不是一個龐大的結構體，但是儘管缺乏中央權威，這個富於活力的教會中所有成員都緊緊相繫，聯結於同一的法統和禮儀傳統之內，在相同的教義 和聖事之內，相同的信仰中，這信仰源於宗徒時代的基督宗教核心。在這些歷史事件背後是真實的大公和普世教會，在基督的歷史中，大公性從不與劃一的組織性或 結構性共生於同一時空中。
D. 現代教會
正教和現代意識形態
在二十世紀正教教會的困境就是必須生活在無神論極權主義的新政治格局之下，大大部分的教會信徒都是生存在此種環境之中，共產主義造成的混亂局勢是正教過去一千五百年中遭遇一連串不幸中最新的災禍 － 繼阿拉伯、塞爾柱（Seljuk）、十字軍、蒙古、奧特曼之後。如同聖保祿所說的：「賜給你們的恩寵，不但是為相信他，而且也是為他受苦。」（斐一29） 然而，這個最新的危機與過去最大的差異在於，正教教會之前所身處的非基督宗教政權很少是特意反基督宗教的，在歷史上從沒有出現過如同共產主義這樣的災難， 沒有一個過去的系統組織如同共產主義一樣堅持拒絕宗教的存在。依列寧的說法，共產主義政權對於宗教的問題不能保持中立，不應該對它姑息，在列寧的無階級社 會絕對容不下教會。
對抗無神論的世界局勢
這個好 鬥的無神論主義已把教會成為受迫害和殉道的教會。在俄羅斯和其他共產國家有成千上萬的主教、修士、神職人員和信徒為基督殉教，數目可能比羅馬帝國時期死亡 的基督徒還要高。對於教會來說，同樣可怕的是，共產主義間接的但有系統的扼殺政策。在蘇俄，除了有步驟地關閉、褻瀆、破壞無數教堂外，教會機構也不容許繼 續進行任何慈善和社會工作，教會也不能以自己的名義擁有任何財產。少數幾個教堂留給信友團體作崇拜之用，它們在法律上是屬於國家的財產，政府允許教會使用 它們。更令人難過的是，教會不能繼續推動任何教育性的活動，除在感恩聖祭中講道外，教會不能教誨信友和其年青一代。道理班、宗教教育學校、研究小組、主日 學和宗教出版社都是不合法的。
正教和移居
在現代 正教歷史其中一個重大的發展就是正教教徒向西方的遷移。在最近一百年希臘和近東地區人民的遷徙已造成為數可觀的正教教徒散居西歐、北美、南美和澳洲等地。 此外，布爾什維克革命強迫數以千計的俄國人流徙西方，結果造成正教傳統的疆界大大地改變，很多正教徒已不能再稱為「東方的」，因為他們永久地生活在新適應 的西方國家。不同國籍的正教徒 － 希臘、阿拉伯、蘇俄、西伯利亞、阿爾巴尼亞、烏克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 － 都 齊居於美國，要描述他們的情況實在超過這裡的篇幅，我們只能稍為描述一下最大的散居族群，就是位於美國的希臘總教區，該地有兩百萬的正教信徒。在幾位總主 教的帶領下，這個散居的族群已成熟地發展為一個重要的、充滿活力的教會，在數百萬的希臘正教教徒的生活中擔負著中心的地位。這個總教區的聖統和靈修的管治 權都歸於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教區，真實上，正教傳統的宗主教管理著大部分流徙的正教教徒。除了總教區，在西歐也有督主教教區，主要在倫敦（那裡有很多堂區和 主教）和澳洲。在美國其他較小的正教團體，如喀爾巴阡山蘇俄教區（Carpatho-Russian）和烏克蘭教區，它們同樣屬大公宗主教的管轄。
在西方的正教教會
從歷史而言，1789年標誌了第一批的希臘正教教徒到達新世界，這些先鋒在佛羅里達的聖奧古斯丁以南四十公里的地方，建立了新的士麥那殖民地（New Smyrna），在1864年一小群新紐奧爾良的希臘商人興建了第一座聖堂。在1921年，北美和南美的希臘總教區正式由紐約州合併為一。把希臘團體組織鞏固為一個總教區是複雜及艱巨的工程，這工程由三位富有遠見的領袖進行： Athenagoras總主教，他於1948年被選為君士坦丁堡的大公聖座（ecumenical throne）；Michael總主教，他是前格林多的主教；及其繼承人Iakovos總主教。這個總教區除了有各式各樣的愛德工作外，也有很多日間學校、老人院，還有為貧窮或失去雙親的兒童設置的中心。在波士頓的聖十字希臘正教神學院為有意投身鐸職者提供訓練課程。在此我們也必須報告第二大的，在蘇俄的團體，當地的神職人員在聖弗拉基米爾（St. Vladimir）正教大修院接受訓練，那裡也接受正教其他教區的修士。這兩個機構都擁有自己的出版社，並出版自己的季刊，它們以英文出版很多有用且重要的書籍，涵括正教神學、歷史和靈修等範圍。兩家神學院的師資皆為國際知名學者。
歷史環 境給西方的正教提供了獨特的機會為其普世性作見證。容我們再一次申明，儘管正教在歷史上的發源地在東方，但是正教教會強調自身為基督的普世大公正教教會。 一些分離和獨立的正教教會的確時常給人相反的印象，但是正教教徒越來越意識到他們必須克服這種獨立和隔離的狀態。克服那種忠於國家、地域的雄心是有益且必 須的，Iakovo總主教以下的觀察正說明了這一點：
「我們 本應給別人的印象是統一的正教，但事實上我們很少做到，大家認為（沒有錯）我們首先是希臘人、蘇俄人、西伯利亞人、羅馬尼亞人、保加利亞人、阿拉伯人或烏 克蘭人，然後才是正教教徒。我們時常否認自己有幸能以正教教徒身分說話，有幸能解釋自己的神學和教會的統一性和身分。」(Orthodox Observer, 21 Sept. 1983, p. 3)
這些看法與正教在大公運動和普世教會協會的關係和參與都有很大的相關性，也是適時的主題把這個撮要研究的各個部分貫穿成一整體。
正教和大公運動
正教相信它同時擁有團結和信仰，憑此二者即能產生所有基督徒尋求的重新合一，同時它也完全警覺基督宗教分離的憾事。自1920年以來的大公運動中，以及在1948年阿姆斯特丹成立的普世教會協會中，正教均扮演著積極的角色，這些簡明的事實說明了從運動的肇始大公宗主教便完全投身，積極領導。不久前，因著君士坦丁堡的鼓勵，不少其他正教教區也跟隨參與。
不是所有正教教徒都支持這樣的方針。我們可以理解，有些人認為正教對教會的看法與普世教協主流的教派教會學是不相容的。基督新教認為，由各個分離教會組成的聚合（aggregation of separated churches）與整體教會自身內的分隔（separations in the Church itself） 是相同的，正教對於這樣的看法的確是不能接受。如同一位傑出的正教神學家所說的：基督新教這樣的想法否定了正教對教會團結合一和圓滿聖事的堅持。然而，無 論人類大家庭是否意見分歧，正教教會基於愛的誡命而選擇參與大公運動，但參與並不意味著我們同意基督新教信友的看法，或是放棄我們自己的理念，相反地，我 們在那裡是參與對話的成員，並見證一個建立真正的基督徒合一的共同基礎。如同1954年埃文斯頓大會（Evanston Assembly）上正教的宣言所陳，我們見證的是「七個大公會議組成亙古的、合一的、不可分的教會的信仰，也就是所有分離的基督徒的前輩們純正的、不變的、共同的傳統。」Georges Florovsky一直強調基督徒合一的追尋是一種「高尚而且滿受祝福的努力」。
進深建議參考書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ADING
前三部著作（全部現在都提供經濟實惠的平裝版）介紹東方正教歷史和神學，深入淺出。後四部著作對正教的信理提供了詳盡的剖析。
J. Meyendorff, The Orthodox Church: Its Past and Role in the World Today (London, 1962).
A. Schmemann, The Historical Road of Eastern Orthodoxy (Chicago, 1966).
T. Ware, The Orthodox Church (Penguin Books, 1963).
V. Lossky, The Mystical Theology of the Eastern Church (James Clark; London, 1957).
J. Meyendorff, Byzantine Theology: Historical Trends and Doctrinal Themes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4).
A. Papadakis and J. Meyendorff, The Christian East and the Rise of the Papacy 1071-1453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Crestwood, N.Y., 1994)
J. Pelikan, The Spirit of Eastern Christendom (600-1700)(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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